梁启超在文中曾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何卓恩评注说：“可敬，敬在才智所至，鼎力而行，而有其成；可惜，惜在见识浅陋，不配其志；可悲，悲在社会情境之惰性也。”李鸿章毕生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是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还是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我们常常因为一个人的某些错误，而忽视了他的巨大价值，这对历史人物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敬李鸿章之才”，现之于梁启超的笔下，可见真正的历史家，是超越私情，超越党派立场的。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列强环伺，国势殆危。李鸿章以其军事才能，会同乃师曾国藩，编练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为清朝争取到“中兴”局面；李鸿章能较清楚的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用“自强”来“求富”，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为中国走向近代化开了先河。
　　
　　每当局势难以收拾，李鸿章也是清廷与洋人周旋的不二人选，忍辱负重为朝廷买和平。他以一人之力，主导风雨飘摇的清帝国四十年之久的历史，使之偷安于累卵。可惜，正因为如此，他与洋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通商等等，让李鸿章成为举国之“公敌”，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可是，又有几人认识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也。”李鸿章也不过是大清国腐败卖国的“替罪羊”而已。
　　
　　李鸿章为大清国奋斗了一辈子，坚强了一辈子，成为晚清时期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苦苦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用过人的才智与列强巧妙的周旋，以一人之力推动者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鸿章年轻时期虽未效法班超的“投笔从戎”，但客观环境却让他成为一个“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的典范。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可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所作为。
　　
　　李鸿章在多次考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情况下，得出“先富后强”的结论，并立志于经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事务。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用于制造军用器械；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局；并积极创办了中国电报业务以及铁路事业。这些措施，为壮大中国军事力量、抵制洋货、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还致力于创建海军、发展教育事业，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个方面的人才。
　　
　　可是，最后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战役中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都是：李鸿章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威海卫军港而直接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后来，经过对当时那些电报稿的研究表明：李鸿章从未下令要“避战保船、株守海港”，相反他反对株守威海卫海港，并多次下令海军出港作战。可惜，他的命令没有被部下坚决执行，海军军官面对强敌束手无策，主要是由于海军纪律差、武器装备落后等。导致武器装备落后，是因为海军的大量经费被挪用作修建颐和园之用何为慈禧太后祝寿之用，挪用的海军经费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两。清政府的腐朽暴露无遗。
　　
　　在外交方面，虽然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这个责任应该完全有李鸿章来承担吗？“弱国无外交”，无论换成谁去和列强谈判，恐怕也难以获得更好的结果。而李鸿章不过是恰好出生在那个时代，在那个职位上而已。不过，虽然清政府处于弱势地位，李鸿章仍然与列强巧妙周旋，据理力争，维护中国的最大的权益。例如：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是上，他通过谈判，把死刑犯的人数减少了4人，并竭力保住了头目陈国瑞，积极营救反洋教领袖等。另外，在维护华工权益方面，在处理马嘉理案中，都表现出了李鸿章对待列强的强硬态度。他的外交才能，他的反抗态度，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欧洲媒体称他为与俾斯麦和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之一；还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等等。梁启超认为：“中国之失政，直接之罪，在朝廷那些不思进取的执政误国之枢臣；间接之罪，在‘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
　　
　　现在重新看待李鸿章，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列强的妥协有太多的无奈，让他来承担“卖国贼”的罪名，实在是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