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人物，他不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更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举例而言，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Reagan）时期，为政府服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可见亚当•斯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之大。亚当•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现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体系之一——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另一个由马克思理论所孕育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解体了。
　　
　　但是我们在重新阅读这本开现代自由经济思潮和现代资本主义先河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震惊不已：亚当•斯密的思想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之一。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是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而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亚当•斯密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在于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他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故此他把此项（经济学）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
　　
　　马克思所处的德国（普鲁士）的情况和英国差不多，只是德国当时不像大英帝国拥有多处殖民地，因此马克思只针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议题展开批判。可是马克思本身是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承自康德、黑格尔等大师，他从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时所谓的现代国家是由一系列抽象规则所组成的，而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规则主要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一旦产生产权纠纷，社会大众就可以透过这些规则解决争端，从而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议会制度的批评竟然和亚当•斯密如出一辙，他也认为资产阶级腐蚀议会建立图利资本家的规则，进而奴役劳动者。马克思对劳动者的惨况批判和亚当•斯密又是如此之类同，他指出抽象的私有财产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剥削的对象、挣钱的机器。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克思的解决方法不同于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重建和谐社会，而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一定会崩溃，并最终由无产阶级所取代。无独有偶，马克思也将这些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同样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团体，进而奴役劳工的事实。而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描述了专家学者在当时的态度，他指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是要打破这种腐败，只是路径的选择不同。在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选择了“看不见的手”，而在19世纪的德国，马克思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其透过反腐败而重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警惕某些人高唱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倡导其所谓的强化私有制和市场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被其片面言论所欺骗，而忽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热切关注的腐败问题。如果放任利益集团透过“看不见的手”而获得操纵价格的权力，那么这两位大学者所担心的老百姓的惨况也就为时不远了。今天我们呼吁政府强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走回头路去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而是研究他们这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进而理顺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
　　
　　我自己作为受过严谨训练的经济学家，此刻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这篇文章竟然轻易地改写了我们过去30年所深信的理念。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竟然是反腐败。他不但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家的贪婪，是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他也和列宁一样，强力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严重剥削。
　　
　　亚当•斯密竟然和马克思一样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理念竟然是追求一个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只是方法不同。马克思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腐败的资本主义，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而亚当•斯密透过“看不见的手”来改变当时英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也借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因为他们都是动荡时代的大英雄，只是造化弄人，这一位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竟然被转换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难道历史就是这么被改变的吗？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社会堕落了。企业家的剥削行为是马克思批判的重点，而政府和企业家的勾结却是亚当•斯密批判的重点，另外，专家学者的腐败又让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在当下中国，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商业环境恶化，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而且这种负面的因素已经毒化了社会大众的智力，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听听亚当•斯密是怎么说的：“……他在本行业获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丧失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为代价。在任何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占人口主体的贫穷的劳动阶层必然会受到上述伤害。”我们竟然惊讶地发现，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已经在18世纪就替社会大众呼吁我们的政府出面打击腐败，亚当•斯密真是何其睿智啊！
　　
　　注：本文摘选自《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郎咸平、杨瑞辉合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