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裔作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评价：单就事功而言，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要稍逊于其衣钵传人袁世凯，说袁世凯是“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其立据在于，李鸿章是通过传统科举正途晋升的清朝大员，难免有书生本色；而袁世凯则早早放弃了读书正途，投身行伍，因此有“兵痞”本色，难免“流氓手段”。
　　
　　也许，就“正途”表象来说，这是两者的区别。但正途出身的李鸿章有无“痞子气”？他曾在接手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表白他即将的对外态度：“我只和他们打痞子腔。”从曾国藩对他的诸多评价，他早期投靠、离开、再投靠曾国藩的反复行为，他“以利禄驱众”的为官作风（不同于其师曾国藩以“义”驱众），曾国藩劝诫他以“诚”字外交的为政忠告，及他二十多年外交活动中的妥协、抵制、回避、投靠的耍滑头手段上，可以看出，李鸿章本身也体现出了本性中的“兵痞”本色。不过是，历史就是具有这样的机缘巧合，他的衣钵传人袁世凯，确实以“痞子气”的行伍者接班了，更多地呈现出了李鸿章身上的“痞子气”一面，而非他正途读书人本色的一面。这正如常言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可以理解为：一，袁世凯难免的“流氓手段”，可反证他的前任者身上确有这种性格特征，是一种人的本质劣性的扩大性传承；二，清政府为政手段上，正愈加逐渐呈现出痞子气，而袁世凯正是这个适当人选，不是有句话说，劣币驱良币？
　　
　　清政府的劣币驱良币，还得从“垂帘”和议政王“同治”初年说起。像历史上任何人治专制政权一样，辛酉政变之初还有点“万象更新”的味道，当时不少朝贵就曾这样评说过（当然也有像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从“更新”中看到了没落，预测清政权还有50年）。但一旦专权者慈禧控定政权，便开始了劣币驱良币。1884年“甲申易枢”中的这种现象是载入史册的，时人就这么说过：“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至袁世凯接任李鸿章之职，这种“驽马”现象已经是一种继往开来的普遍性官场事实了。袁世凯正是这种“驱”和“驽马”时势造就的一颗正果，或者说他是“厚黑学”的集大成者，可谓和时人郑孝胥评价“袁世凯不学有术”一拍密缝。
　　
　　“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只是单一性的个人作为，它淡化了清政府为政需要和当时时局、官场时势造就的客观性。这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枭雄”和“能臣”的惊人相似的脱胎现象。但正如古语所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会游泳者往往死于河中（西人俗语：善剑者必亡于剑）。这既是袁世凯在清末和“帝制”中的命运，也是清政府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