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在历史上，反对改革的人，是比较招人恨的。但在北宋，苏东坡是个例外。他是个公认的保守派，但这个保守派不招人恨，甚至口碑比改革派还要好。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苏东坡赶上了北宋改革时代。改革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师兄——同出欧阳修师门的时任宰相王安石。与同学同道为官，且同学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对于此时仅为大理评事七品官的苏东坡来说，一旦相应同学的改革召唤、结为同党，那么则意味着十分光明的前程。

　　基于利益和感情出发，许多人觉得苏轼应该站在新党一派，但是对秉性正直的苏轼而言，利益和感情不能取代政见。在社会危机已降临的北宋中期，在改革问题上，无疑王安石是激进的，苏东坡是保守的。

　　从出发点看，以“重新分配财富”和“整军”为中心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无疑是进步的，客观上会起到减轻土豪对农民的压迫、释放生产力，以及“军民一体”作用，如果改革成功，北宋一定富国强兵，女真人日后还能不能灭掉它还是两说。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经是好经，但为什么最终失败和在历史上颇多争议？

　　问题出在两点，1、改革者代表谁的利益；2、具体执行和执行人的动机。

　　什么是改革？一言以蔽之，曰：利益再分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确是代表了一部分地主土豪的利益，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者，也未必就天然代表了广大北宋人民的根本利益。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苏东坡这段遭贬官后的陈情，道出了他与王安石的根本分歧。

　　利用改革、打着改革旗号、提高一己之位，谋求一己之私，这是苏东坡与王安石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用人不当，改革沦为一些官场小人强取豪夺的工具。这是王安石变法最受诟病的要害。

　　且不论王安石与苏东坡，谁更多为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但单论改革的用人及其带来的异化上，起码苏东坡是清醒的，王安石是当局者迷。新党小人群的反复无常趁火打劫已说明了这一切。

　　在识人上，苏东坡比王安石看得远看得透。在新党日盛、党首王安石做当朝宰相最风光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王安石并不清楚，巴结他的这些人不是对新法情有独钟，而只认准新贵。其中，以吕惠卿最为代表性。这个王安石视为得力助手的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王安石。

　　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做了他的恩师，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当恩师权倾朝野时，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名大肆搜刮聚敛。

　　王安石视吕惠卿为改革最得力的助手，而苏东坡不看好吕惠卿。在评价吕惠卿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诚哉斯言。骨子里王安石也还是喜欢奴才的，而苏东坡却把奴才与人才能够厘清。

　　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大文豪苏东坡。围绕“熙宁变法”，他们政见不一，甚至成为政敌。但历史对这三人的评价，没有一个贴上“反面人物”标签。

　　这是对“旷古三大才子”的政治品质肯定，也是苏东坡虽为保守派但并不遭人唾弃的原因。在改革问题上，他虽然代表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的诉求，但并未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更多时是从“改革变异”和“民生”考虑问题。任何改革既是利益再分配，那么就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公平的改革就像公正的法律，会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合法权益，从而鼓励全民创造，共享成果，公平获利。

　　就此，你可以说保守派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比起吕惠卿之流的改革家，他的政治品质确是后者难以企及。只有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的政治家，也才配享“天降大任”、不负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