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论及你的作品时，我们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西部作家的问题；一是关于作家与外部世界——当然，在你这里，更主要地是表现人与土地、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先就第一个问题来聊聊。你对自己作为一个西部作家是如何界定的？
　　
　　答：无疑，我是一个西部作家，这是无可更改的地理身份，但从本质上来讲，作家是不存在地理身份的，因为心灵不存在分别，它是“一”，不是“二”，如果是“二”，它就无法实现“感应”，也就无法实现“共鸣”，所谓“心心相印”，就是从此而来。
　　
　　问：李建军在《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和《诗意叙事及其意义》里曾反复说及西部作家这个概念。过去，我们一些评论家就“南方叙事”谈论得比较多。这两个文学概念都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性。当然，西部作家这一说法，可能更加具有强烈地域性色彩，某种意义上，它是与“南方叙事”不同的两个概念。我觉得，“南方叙事”更像小说修辞，而西部文学或西部作家肯定是就题材本身而言。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答：李建军先生的论述我看过，按照他的行文逻辑是成立的，我也同意您的“修辞说”，从气质上讲，作家是存在南北方区别的，因为水土有别，这就像羊必须生活在大地上，鱼必须生活在水里一样，但是无论是羊，还是鱼，它们首先是生命，文学既要敏感于水土之异，更要敏感于水土之同。
　　
　　问：毫无疑问，你写的是西部，西部的民情、民风，西部的文化特色。你是在写作之初就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文学使命吧？
　　
　　答：那倒没有，最初的写作是混沌的，我是在写西部，但西部只是外衣，核心还是人，就像《农历》，看上去是西部题材，但“农历”本身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充盈在天地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力，它是“根本快乐”的保障，也是“根本幸福”的来源，无疑，这又是人类共需的。
　　
　　问：先锋文学之后，这样的一种文学设定，在作家们那里，肯定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一种文学的回归。有时候，我们固然要强调“怎么写”，但技法是能穷尽的，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或者，文学也应该倡导一种“慢”的艺术。走得太快，肯定也是违背文学规律本身的。
　　
　　答：非常正确，文学最终要回到心跳的速度，因为那是“感动”的速度，感动只有在心灵同频共振的时候才能发生，为此，“慢”是归途。但也仅仅是归途，还不是“家”，文学的家在“静”里。
　　
　　问：但一味地“慢”下来，可能会使小说过于繁冗、沉闷。当然，毫无疑问，这使小说的品质有了一种回归。正像很多读者所发现的，现在很少有作家再用那种工笔描写的方法来写小说了。
　　
　　答：因此我说“慢”仅仅是归途，但“静”则不然，真舞者在进入舞之后，速度可能很快，但她的心是静的。真正打动读者的就是这个“静”，因为它是生命的来处。对于作家来说，这种“静”和他用的手法没有关系，如果他的心是静的，那他即使写意，读者看到的也是静，如果他的心是闹的，即使他用工笔，读者看到的也是闹。
　　
　　问：我们还发现，在你这里，其实还有另一种文学虔诚：正像李建军所言，我们现在的文学，在很多作家那里，让人感受到的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是“面对文学的玩世不恭，是对人物的冷漠和无情”。而现在，你重拾这样的虔诚感与敬畏感。也许，我们今天的对话的一切出发点都必须从这里开始。
　　
　　答：是，如果文学离开了虔诚，那就失去了根，因为读者的阅读，本质上是寻求一种“温暖”、一种“感动”，而温暖和感动的前提就是虔诚。孟子说，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就是这个意思。
　　
　　问：优秀的文学技巧和出色的才思，在我们作家这里并不缺少，但为什么缺少优秀的作家，可能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我以前讲，中产队级化了，相当危险。现在，我还是这种感觉，多数作家，现在差不多仍然是吟风弄月，是在构筑自己的象牙之塔。其实，离真正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离生活中的“真善美”同样遥远。
　　
　　答：对，文学需要技艺，但技艺不是文学。至于作家中产阶级化是否会影响文学品质，倒不是绝对的，关键是要看他的心是否已经“中产化”。
　　
　　关于“真正的生活”，我也有些不同于通常的看法，我理解，“真正的生活”应该是发生在“心灵大地”上的，借用古人的一个词，就是“心地”吧。如果一个作家，他没有发现这块新大陆，或者说他的这块大陆是沉睡的，他即使走遍世界，也找不到“生活”。
　　
　　问：反观世界范围，舔舐伤口的作品仍然有增无减，而且也得到诸多重视，其影响也不可小视。然而，总觉得关注当下与今天的作家不多。而你在这方面，则特别注重揭开当下生活的真实，特别善于发现当下生活中的美。
　　
　　答：我非常喜欢“当下”这个词，古人讲，“泉水在山乃清，会心当下即是”，“是”什么？“是”真之所在，“是”美之所在。显然，“伤口”不是当下，“舔舐”更加隔离了当下。现代人犯的一个错误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结果是一生都在追逐，到头来既见不到“山”，也见不到“水”，当然也见不到“心”。
　　
　　如果我们在品“这一口”茶时错过了茶，我们即使把《茶经》背个滚瓜烂熟，也找不到茶，如果我们在喝“这一口”水时错过了水，我们即使泡在大海里，也找不到水。
　　
　　问：联系你的安详文化，汪政与晓华的判断同样是我们的判断，你是在以宗教般的虔诚，来礼赞生活的美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往往，一个伟大的作家，是有哲学思想、宗教意识或文化意识来支撑的。但这可能恰恰是当代中国作家最为缺失的东西。这是个大的话题了，涉及到的东西可能也将会很多。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发现多数作家看来并没有准备这些东西就匆匆上路了。
　　
　　答：您讲得非常对，这就像一个人没有准备好灯就开始赶夜路，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我吃过赶夜路的苦，所有我知道灯的重要。
　　
　　问：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的描写其实已经与沈从文、汪曾祺这一代作家不同了？
　　
　　答：不敢和这两位大家相提并论，也有评论家说我的创作受他们影响，还有废名，但说实话，这几位大家的作品，我恰恰读得很少，如果说气质上有些接近，那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心性相近吧，就像相同的土壤上容易长出相同的果实。
　　
　　问：与此相关的是，可能很多作家也并不是不擅长此道，而是因为“文学已进入到一种后小说的时代”。“文学已进入到一种后小说的时代”是我与评论家费振钟对话时，谈到的一种观点。当然，这首先是费振钟先生的观点。既然是后小说时代，可能我们所说的小说的一些东西，哪怕是最为精粹与优秀的东西，也可能会被抛弃，被改写，被重置。
　　
　　答：古人讲，境由心造，相由心生，在我看来，心也由境造，心也由相生，当然我这样讲有些大逆不道，我只是想说，强大的环境是可以影响心灵的，一个人面对镜子久了，就会把镜子视为自己。因此，当世事纷乱到极致，我们要让小说家保持初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当差不多所有的作家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有那么几个人站在源头，或者说是岸上，冷眼旁观，他们的目光，就有可能是真理，这也许是我们在后小说时代的一种奢望。
　　
　　问：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问：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你的小说是对传统意义上小说定义的回归呢？
　　
　　答：不敢说，但我认为，小说的首要使命应该是祝福，如果我们抛弃了小说的祝福精神，等于我们抛弃了人。
　　
　　问：在你的作品里，我们首先可能遭遇的是关于节奏的问题，像《三年》《点灯时分》这样的作品，肯定是以某种节奏上的让步才能成立的文本。像这样牺牲节奏以全小说意味，除了想呈现一种民俗与礼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目的？
　　
　　答：《点灯时分》之所以呈现出现在这种节奏，是因为它的主题是“灯”，既然是灯，就不能有风，因此，这也是一个天然，一个水到渠成，在写作时，我是没有想过“目的”的。
　　
　　问：其次，可能仍然是最重要的是儿童视角。你在作品里，大多都刻意选择了儿童视角。儿童视角的选择，一方面，我觉得是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重要的“写什么”的问题。很多作家也选择了儿童视角，但是，儿童却被悬置。在你这里，儿童视角与儿童心灵，是并在的。除了神秘性、诗性等原因，选择儿童视角是不是在你觉得更便于展开呢？我曾想过，这可能也是你的方向，毕生的追求方向，让文字从现在回溯，用你的话讲，就是寻找到“回家的路”？
　　
　　答：有这个意思，事实上，儿童和成人也是一个分别，如果我们的心是没有经过污染的，那成年也是儿童，如果我们的心是经过污染的，那儿童也是成年。我这样讲有些不是特别恰当，但是一个孩子在没有性成熟之前，他是天然的，当他的性成熟之后，欲心就产生了，随之，私心就产生了，而一个人一旦有了私心，平常心就失去了，清静心也就失去了，而一个没有清静心的人，是无法准确地打量世事的，当然更无法准确地打量心灵了，而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不能准确地描绘心灵，它怎么能够打动读者？
　　
　　问：在儿童视角的引入中，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往往，你是以儿童来面对年深月久的“传统习俗”与“礼仪习惯”。这种时间上的对峙与对立，你是在写作之前就想好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突发的灵感？我们发现，就是在新作《农历》中，你也是这样设定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仅仅让儿童去面对了四时八节。这不可能，也做不到。但是，你没有忘记儿童。你一直让儿童共时、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