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头上的蘑菇云不见了。
　　
　　张元去年在头部做了个小手术，之后，他就不爱留长头发了。没有了蘑菇云的张元还是张元吗？应该是，但总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头顶蘑菇云的张元，眼神咄咄逼人，似乎光是靠目光就可以将对方推在墙上，他喜欢说短句，一场谈话就象密集的扣球。而留着小平头的张元却眼光柔和，说话慢条斯理，象是在不紧不慢的吊球。听他说话，我突然有个错觉，他的整张脸幻化成融化的黄油，和蔼可亲起来。
　　
　　张元一直对边缘的题材感兴趣，他的电影中充满了“弱智”、“疯子”、“同性恋”、“少年杀人犯”、“变性人”这样的题材，比起导演，他看上去更象是一名优秀的社会新闻记者，总能找到让人惊心动魄的题材，也总愿意去拍这些惊心动魄的题材。即便是到了所谓的“地上”张元着手拍大制作，大明星的商业片，也忍不住在商业片中夹杂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绿茶》这部由姜文和赵薇主演的商业片，张元也楞是让赵薇来演一位精神分裂的女子。
　　
　　柔得象黄油的张元还会象他年轻时那样尖锐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新作《有种》从一个摄影展蜕化而来，这个摄影展里的年轻人的气质基本上和张元过去的电影类似：边缘，被伤害，坚硬，锐利，乃至疯狂。
　　
　　去年在戛纳我问他，你还经常愤怒吗？张元说，失去了愤怒，可能就失去了情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愤怒是必须的。
　　
　　这次我们没有谈愤怒，我们谈的是他和女儿在腾讯微博上的互动，这代年轻人的自由，还有他最喜欢崔健哪首歌。
　　
　　关于《有种》：我就是被架到那了
　　
　　腾讯娱乐：将10个人的摄影展变成一部电影，困难在哪里？
　　
　　张元：前年3月份，我在尤伦斯做了《有种》的摄影展，这是整个艺术计划的第一部，后来又出了一本书，算是第二步，当时还夸了海口，说还要拍一部电影，这是第三步。
　　
　　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虽然有10个人真实的故事，但把它做成一部故事片，把这么多线索放到一个故事中去，我觉得难度很大。最早孔二狗参加了剧作，后来李昕芸也来写，我也来写，光是剧本就做了很长时间。直到去年2、3月份才开拍，后来在剪辑上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但最后还是完成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后期阶段，我还是很满意的。
　　
　　腾讯娱乐：摄影展里的这些人都有参加演出吗？
　　
　　张元：可以说几乎都参加了演出，但主角是另外选择了。
　　
　　腾讯娱乐：释道心也参加演出了吗？
　　
　　张元：他没有，但是他的故事出现在电影里。
　　
　　腾讯娱乐：就是说另有主线，但那10个人的故事穿插在这里面。
　　
　　张元：对，故事是一个纯粹的故事。
　　
　　腾讯娱乐：你的电影好像一直在关注年轻人，是有这个情结吗？
　　
　　张元：我拍东西其实没那么刻意，不是我削尖了脑袋去寻找题材，有时候好像题材来找到我。《有种》就是尤伦斯的馆长通过刘小东找到我，希望我在尤伦斯做一个展览，时间都空出来了，但还不知道我要展览什么。我突然想到十几年前拍了一部《北京杂种》，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就是这样找到了一个概念，当时距离展览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用20多天的时间去找到这些人，拍了这些图。后来又因为承诺要拍一部电影，所以就等于给架到那了。其实《北京杂种》也是因为当时和崔健一起拍MV，产生了一个想法。很多题材都是这样，很巧就碰到了。
　　
　　关于年轻人：活得更不容易了
　　
　　腾讯娱乐：《北京杂种》结尾的时候，女孩说，我把孩子生下来了，画外音接下来就是小孩的哭声。一哭20年过去了，这个小孩也长大了。可以把《有种》看作是这个小孩吗？
　　
　　张元：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新的一代人产生了。这一代人和我们那代人的确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做《有种》的一个原因。
　　
　　腾讯娱乐：拍完照片后，你对这代年轻人的看法有改变吗？
　　
　　张元：我当然一开始有一些预期，我这个预期就是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我认为他们应该生活得比较幸福，或者是说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容易一些。但是真正的在做这个展览，或者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和我的预期相差的比较远，我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困难，有很多人换了很多种工作，而且特别多的来自于破碎的家庭。
　　
　　腾讯娱乐：破碎的家庭不正是你们那一代人造成的吗？
　　
　　张元：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好，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虽然现在我们摸不清到底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但是像北京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实际上和东京、纽约、巴黎、罗马这么多的国际化城市没什么大的区别。实际上都是以外来人口为主，非常多的人混杂居住在这个区域。这也是我们要拍这个城市里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大的城市的背景下，在国际化都市里面真正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腾讯娱乐：《北京杂种》里的人大部分是纯北京人，《有种》更多的却是外地人，这也是时代的变化。
　　
　　张元：《北京杂种》那会，外来人口还没现在这么多。我是外来人口，因为我是1985年来电影学院学习的，拍《北京杂种》的时候也住在北京，当时就觉得整个外地人口在北京占的人数并不多。不像今天，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来自全国各地。
　　
　　腾讯娱乐：你觉得《有种》和《北京杂种》，哪一代的年轻人谁更自由一些？
　　
　　张元：这个特别难比较。我在拍《北京杂种》的时候，我觉得物质化不像今天这么强，那个时候比较特殊，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那时候摇滚乐还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艺术家也都在寻找自己的路，当时里边一些人物，像崔健、窦唯、臧天朔、刘小东、唐大年，每个人物都是刚刚开始自己的艺术道路，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功成名就了，像崔健，人们都称他是“摇滚乐之父”。
　　
　　我觉得今天年轻人他们生存的状态更加复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展览《有种》里面要选择这十种人这么多，我就觉得他们今天的选择更丰富，或者是说生活方式、生活状态更加的多种形态。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所经历的道路在某种方面应该是一样的，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或者说精神上遇到的困惑是一样的。
　　
　　腾讯娱乐：之前崔健说要拍《蓝色骨头》，你给予他什么建议吗？
　　
　　张元：他在拍之前跟我也聊过，我也看过他之前拍的一些短片。但崔健的影像和他的音乐，和他的歌词好象距离有点大，我看他的短片，就好象不像是他一个人拍的。所以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看崔健的音乐，或者是崔健的歌词，充满了生命力的，充满的力量，充满了诗意。可是他拍的一个短片的名字叫《谁捅破了我的处女膜》，我就觉得距离挺大的。
　　
　　腾讯娱乐：你最喜欢崔健的哪首歌？
　　
　　张元：崔健最主要的那些歌曲，都是我给他拍的MTV，像《一块红布》，像《飞了》，像《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最后一枪》，这几个我都是挺喜欢的。喜欢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在剪这个MTV的时候，可能听几百遍。
　　
　　地下到地上：一篇检查，罚款两万
　　
　　腾讯娱乐：《过年回家》是你的第一部地上电影，当时从地下到地上经历了什么？
　　
　　张元：我印象特别深是1997年的8月份，当时还叫做广播电影电视部，它下达了一个《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在那之前，像我的《东宫西宫》、《北京杂种》、包括《儿子》这些电影都没有办法在国内发行上映，所以这样一些电影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只能是在全世界的电影节或者艺术院线，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
　　
　　拍《过年回家》之前，我自己本身也做了一些反思，在想自己的电影到底要不要和国内的观众见面。当时做了一些努力，包括向电影局检讨，包括交纳罚款，最后广播电影电视部终于下达了这么一个通知。从《过年回家》开始，到后来的《我爱你》，到《绿茶》，到《看上去很美》，都是在发行放映当中。
　　
　　现在我估计每个导演在拍片之前，脑子里都有一个紧箍咒，都想知道这个电影到底能不能通过。
　　
　　腾讯娱乐：书面检查还是口头检查？
　　
　　张元：当然要写书面检查了。讲起来也可笑，当时的电影局局长就是我们大学里边的班主任，因为学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犯了错误，感觉上就比较疏远。前段时间余华说，国家怎么能解决毒食品的问题呢，他说要是能把电影局检查电影的方法放到检查食品里去，应该就没有地沟油了。
　　
　　腾讯娱乐：罚款是多少呢？
　　
　　张元：我忘了，两万块吧。
　　
　　腾讯娱乐：《达达》中，李昕芸后来要去自首，这也是为了通过审查特意拍的吧？
　　
　　张元：我估计现在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心里都有数。
　　
　　姜文+赵薇，没超500万
　　
　　腾讯娱乐：我觉得你的电影，《过年回家》之前是第一阶段，地下阶段，从《过年回家》到《看上去很美》，是商业片阶段，从《达达》到现在，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张元：我没有自己给自己明确的分过。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拍过十几部电影，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延续性，这个延续性是，我本身自己的性格是多变的，这些电影本身也都很不同。《东宫西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舞台化的，非常剧情化的影片，和《北京杂种》不同。《过年回家》在某种程度上和《看上去很美》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