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开幕。名人演讲、年度作家，是这个被誉为“亚洲文化盛事”的重要看点。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称号，颁给了一个名叫也斯的作家，表扬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
　　
　　相对于去年的年度作家西西，也斯在内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西西那么响亮。到购书网店里寻找也斯的书，显示有4本，但这些书都是一些小品文，比如介绍吃的，《人间滋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介绍旅行的，《在柏林走路》(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8月)，等等。从这些书里，似乎看不到也斯在香港文坛上的影响。
　　
　　也斯何许人也？日前，在香港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帮助下，记者有机会前往香港，和今年64岁的也斯先生，面对面来了一场对谈。
　　
　　借食物写香港的历史、文化
　　
　　记者：也斯先生，祝贺您成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来香港之前，我特意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只买到了随笔集《人间滋味》，到了香港后，我到书店去买您的书，结果买到了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牛津大学出版，2009年1月)。这两本书巧得很啊，都是写吃的。而且我注意到，您还著有随笔集《蔬菜的政治》、与摄影师李家昇对话的诗集《食事地域志》，2004年在沙田文化博物馆做过《香港食景诗》的展览，也都是吃……那我们就从吃的聊起。为什么会选择食物作为你表达的工具？
　　
　　也斯：如果食物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入口，或者是它们的生命线的话，这并不因为食物代表了生命，而是因为它是生命本身。
　　
　　为什么会选择写食物？因为食物有形象有味道，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用它介入历史、文化，读者更容易接受。因此，我的小说、诗歌、专栏随笔里所展现的，往往不是食物的味道，而是隐藏于食物背后的世情道理，甚至从食物本质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本质。就像我有首诗叫《菜干》，我让读者从阿婆“打了褶的过去”尝出那“日子的金黄”。
　　
　　记者：那您自己是不是个美食家？
　　
　　也斯：好多人以为我是美食家，其实不是。我对吃的要求很简单。另外，我想告诉你，食物题材的写作，我告一段落啦，否则人家还以为我是食评家！
　　
　　个人写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
　　
　　记者：您出生第二年，1949年就来到香港，1984年从美国读书回到香港，然后一直在香港的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不单您自己写了很多作品，有小说、随笔、诗歌，还对香港文学、文化倾注了很多精力，做研究，做推手。我注意到媒体一段对您的评价：“在香港，也许很难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样，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60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您自己怎么看您与香港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也斯：我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香港在1949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个人都有亲历。1967年，香港暴动，动乱以后，港府开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小说《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1984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也写了一系列小说。
　　
　　记者：因此，您写作的目光从未远离香港。
　　
　　也斯：香港是我写之不尽的题材。我最先引起香港读者注意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写实主义去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2009年出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我仍尝试细说回归十多年的香港故事。这个作品得到第11届香港文学双年奖。
　　
　　香港都市文学走得很靠前
　　
　　记者：谈谈您的研究。您很早就开始关注香港文化，编著有《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等书，尝试阐释香港文化的特色。您也是早年少数整理、评论香港文学的学者之一。您不妨为读者简单梳理一下香港文学这五六十年的发展。
　　
　　也斯：不妨先说说内地介绍香港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介绍的香港文学主要是用来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风气；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开始介绍梁凤仪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关键词是“爱国财经小说”；第三阶段是近些年，介绍香港作家的一些生活类作品。
　　
　　在我看来，香港文学走着她自己的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学在翻译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到了现在，翻译弱了，但都市文学——也就是写现代人的感情——写得很深，走得很靠前，并且与电影、戏剧结合得很密切，焕发着不一样的朝气。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作家，从小定居在香港，但又经常往来内地，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从香港看内地，而且还从内地看香港，视角更立体。香港文学可以寄望于这一批年轻人，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者：您怎么看待今天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差异？您看过大陆哪些作家的作品？
　　
　　也斯：我留学归来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三地的交流活动也蛮多的，我很早就读了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我对大陆作家的创作一直很关注。
　　
　　这些年来，大陆的创作比较注重外在，注重写大时代；台湾注重内在，写内心，而且越写越深；香港呢，主要是写内在，但也不放弃对时代的言说。
　　
　　香港作家发表阵地太少“很吃亏”
　　
　　记者：文学越来越边缘化。香港这边情况如何？
　　
　　也斯：大家都差不多。香港以前有个书店叫“左岸”，专门卖文学书，现在关门了。大环境不好，作家、读者的心态都很浮躁。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凑钱办杂志，开门、关门、开门，做了就做了，倒了就倒了。就是这样。文学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这是肯定的，但不至于没落。文学不可能没落。
　　
　　记者：关于香港文学的不兴旺，你好像有个怪论，说原因在于媒体。
　　
　　也斯：那是我的怪论。我说，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1995年之后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
　　
　　没有发表阵地，香港文学很吃亏。大陆有作协，台湾有“行政院文建会”，香港没有这些机构。大陆有《收获》、《人民文学》，台湾有《联合文学》、《印刻文学》等一大批成熟刊物，香港很少。没有发表阵地，考验着香港作家的耐心和定力。
　　
　　也斯(1948年—)，本名梁秉钧，祖籍广东新会，1949年到香港，20岁开始专栏写作，198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斯创作涉及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著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小说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摄影集《也斯的香港》等。钟润生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