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龙塘又一城人来人往，PageOne书店的咖啡厅却很安静，董启章送孩子上学后，在这里看书会友，畅谈读书时光和写作生活。
　　
　　董启章中学成绩优秀，考入香港大学时，却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一年后转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他解释转专业的原因：“第一，当时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比较保守，教学方法没有新鲜的东西，所以觉得有点失望，后来就去尝试听听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的课，那边的教授教书方法很不同，比较重视启发，而不是把一些既定的东西告诉你；第二就是以前看外国文学也不多，在大学接触之后就有新鲜感，也希望多学一点，后来就转到比较文学系了。”
　　
　　1989年，董启章本科毕业，接着攻读硕士学位，两年以后开始写作。当时《星岛日报》新开一个叫“文艺气象”版面，编辑鼓励年轻人创作，董启章一个月发表几千字的小说，大受鼓舞。可惜“文艺气象”办了一年就停了。董启章心想：“没有别的发表空间，不如参加比赛。”当时正是台湾文学奖的黄金时代，便从香港投稿到台湾。1994年，董启章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1995年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
　　
　　1994年，董启章硕士毕业，试着去求职，找过一两份工作都不顺利，就决定在家写作，拿奖以后觉得暂时可以生活下去，便没有找工作。迄今为止，董启章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全都是兼职，主要在一些大学教写作课。
　　
　　在香港，单靠写作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成为专栏作家，便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董启章却觉得自己不适合写专栏。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书评，每个月大概有几千块的稿费收入。对家人的反应，董启章说：“可能刚开始不太明白，因为我以前念书蛮好的，大学时我跑去念文科，已经是属于不怎么赚钱的科目，毕业后也没去找工作，在写文章，但是也能够生活，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要求我去改变。我的家人还是很包容我。”
　　
　　董启章的太太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书，收入稳定，使董启章不必担心生活的问题。因为董启章的时间有弹性，多由他照顾小孩，白天送孩子上学、放学，晚上陪做功课。而自己上午到下午都非常有规律地写作，通常可以写三千字。
　　
　　谈到香港文学创作的前辈，董启章说，刘以鬯对年轻作家非常支持。而他只见过西西一面，“从我认识香港的作家起，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公开场合的活动。她一直在香港生活，但是她避免和其他人交往”。在董启章看来，也斯则是乐于交流的人，“除了香港，他也常常到外国去，交了很多朋友，他跟西西是相反的类型。听说他得了肺癌，大家都很担心。大家也很奇怪：他不抽烟，但为什么会有肺癌？”
　　
　　2009年秋天，董启章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这一年同去的是大陆作家格非。董启章说，爱荷华城很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走路到达。女作家聂华苓是爱荷华灵魂式人物，董启章说：“就是因为她非常主动邀请作家去那边参加写作班，重要的台湾和大陆作家几乎都去过了。”董启章常常受邀到聂华苓家，偌大的房子，现在只住她一个人。“家里摆放的东西，我相信是和她丈夫安格尔生前一模一样的。在她家二楼客厅的一角，放着一些报纸，最上面的一张就是她丈夫离开那天的报纸，可以想象，这些年来，这张报纸没有动过。”董启章难得和外国作家交流，深受启发，并在那里完成了新长篇《学习年代》。
　　
　　临别前，我问：“在香港写小说会不会觉得寂寞？”董启章淡淡地说：“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所谓‘寂寞’，就是作家在创作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而发表空间很小，出了书也没有人注意，会感觉自己处在真空状态，也不知道写之后的结果。如果这样说的话，会觉得寂寞。但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经常见面聊聊写作的情况，所以，虽然你写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也不会觉得没人跟你一起做。”
　　
　　李怀宇：在大学读书时，你觉得在文学上哪方面的养分吸收多一些？
　　
　　董启章：西方的比较多些，虽然我大学念的是比较文学，所谓西方文学就是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也不是很全面。
　　
　　李怀宇：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
　　
　　董启章：在读研究院时，我研究的是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把他的书都看完了。在本科的时候就很喜欢他，当时只是读了一部分他的书，非常喜欢，于是就告诉自己，如果想更好地读完他的书，就把他做成一个研究题目吧。他对我的影响最深，也有其他人的影响，比如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90年代中以后，影响我最深的是大江健三郎。
　　
　　李怀宇：西方的小说与中国小说的传统有什么不同？
　　
　　董启章：中国的小说在青年时期也看过，真正吸收的东西不多，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学，各自有自己特殊的地方，也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比较好。我在中学的时候，喜欢中国文学，那时教的都是古典为主，也受到有修养的中文老师影响，后来觉得没办法突破新的看法和观点，所以到了大学就产生一个转变。
　　
　　李怀宇：在香港生活的痕迹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董启章：当然，我主要写香港的题材。我在这里成长的经验，我父母的经验，这段历史的背景对我的写作是很重要的，我在《天工开物》中写我的祖父到爸爸到我三代在香港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所以，我想象不到，不写香港的题材，我写什么？当然，我有个看法，想写一部对香港人有意义的书。我也尝试把香港发展到今天的形态，与同类型的当代社会文化去作比较，希望有一种普遍意义的探索。
　　
　　香港一方面很商业化，另一方面也很自由，没有政治的限制。你可以很自由地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能不能够做到，能不能生存下去，这是你的问题。如果能，那就没有东西限制你，而且在表面商业化的底下，也有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不过是比较少数的、看不见的，但是他们是存在的，而且也做得非常好，我受本地作家前辈影响也很深，像刘以鬯、也斯和西西。
　　
　　李怀宇：《天工开物》是一个系列吗？
　　
　　董启章：是的，系列本身称为“自然史三部曲”，分成三部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第一部，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在2007年也出版了，第三部目前刚刚写完上半部分，叫《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不过第三部上半也有叫《学习年代》，刚刚完成，将会在台湾出版。
　　
　　李怀宇：在《体育时期》里怎么会用那么多粤语？
　　
　　董启章：这已经是经过改动了，原来的版本粤语更多些，在2003年出了一个香港的版本，那里面有很多都是粤语，现在这个版本就是台湾版。最初写的时候主要是针对香港的读者，还没有想到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发行。这个题材非常生活化，我也想尝试一下粤语的运用。我不是要去推动粤语写作，但是我觉得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适合做这个尝试。我想实验运用粤语去书写严肃的、思辨性的长篇对话的可能性。
　　
　　李怀宇：你当初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问题？
　　
　　董启章：我所考虑的就是能了解我的读者。我自己就是自己的读者，就是假设有一个人，也有时候去假设更厉害的读者。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反复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产生过疑问，从批判角度来思考并根据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对话，然后才去写小说。
　　
　　李怀宇：在《体育时期》里有很多诗，你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喜欢写诗吗？
　　
　　董启章：那是类似诗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角度去写诗，如果写一些类似诗的东西，都是在小说里面，我假设是书中人物来说，而不是我来说的，在其他书中也有类似于诗的东西，也可能是歌词。我需要一个人物设定之后，才能写出来，但是如果真叫我单独写诗的话，我写不出来的。我要在一个小说的情景中，通过人物的假面，才能写出类似诗的东西。
　　
　　李怀宇：写作迄今，你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董启章：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开始的这个三部曲我很满意，特别是最近完成的《学习年代》。
　　
　　李怀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萌生写这种体裁的小说？
　　
　　董启章：很难说清最早的写作动力了，因为我在写作的同时也有兴趣看一些科学、演化论等其他体裁的东西，再转化成我自己的思想。常常用非常系统化的思绪在我写作上，这种倾向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思考可不可以用小说来诠释这么大规模的体裁。但我同时也继续在香港学习，所以会出现极端的东西，即构思非常大，从我的书名就能看出。但书里所写的人名、地名有很地区性、本土性的东西，与宇宙的普遍性之间有差别。因此我才会把两个极端的内容放在一起，我想这和我的思想倾向有密切的关联。
　　
　　在普鲁斯特的书中也有这种特性，写作范围很大却是个人成长的东西，但也牵涉到了文化、历史和艺术，有点类似于百科全书。我对百科全书和小说式的百科全书非常入迷。我的兴趣就是看这些非文学类的书籍，从中了解宇宙、物理、演化论、生化等各种科学，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材料，都是和文学有关联。所以，我没有特定区分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对我来说都是文学。整个世界都是小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
　　
　　由于我以前念文科出身，年轻时对科学类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到了开始写作之后，才发现我为什么不懂别的东西？所以买了很多科学书籍来看，发现自己也能看懂，也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理论都可以变成故事。我把中学教科书上的内容写成短篇小说《家课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非文学类的书籍其实和文学是没有区分的。
　　
　　李怀宇：我突然想起《红楼梦》其实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