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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董启章:想写一部对香港人有意义的书(2)

时间:2013-02-16 13:51来源: 作者:李怀宇 董启章 点击:
董启章:对啊,古代也是如此。 我的《天工开物》主要是想象我祖父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包括与祖母的相遇,抗战时期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有一半是事实,有一半是靠自己的想象。事实部分主要是听我父亲叙述,1945年父亲

  董启章:对啊,古代也是如此。
  
  我的《天工开物》主要是想象我祖父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包括与祖母的相遇,抗战时期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有一半是事实,有一半是靠自己的想象。事实部分主要是听我父亲叙述,1945年父亲跟随祖父从广州到香港的经历,此后才是父亲来到香港成长的1950年代、1960年代的生活经历。虽然后来大部分都是写香港,但此前部分和广州都是有联系的。事实上在战前,广州和香港是没有分别的,两地都是开放的,没有边境的概念,是1949年后才有的。我也希望写到现代人所理解的、相对独立的香港,以前不是这样,而是和广州犹如一体的。两个地方文化都是相互联系,包括唱粤曲的歌星在广州唱完可以立即到香港接着唱,茶楼文化也都是互通的。
  
  李怀宇:你父亲常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经历吗?
  
  董启章:以前都是听他说香港的1950年代、1960年代的经历,我也通过旧的书本、影像的东西来想象那时候的香港。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的香港和1950、1960年代的香港差别还不算很大。反而是我觉得1980年代以后的香港变化就很大了,让1980年代以后的人去理解1950、1960年代的香港相对困难多了。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父辈那几十年的延续,只是有一些东西在慢慢改变,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父辈的生活经历。
  
  李怀宇:我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印象中的香港都是源自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也是香港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董启章:当然,香港电影是香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重要表现香港的媒体平台。而我的印象当中,香港电影很少看见香港真正生活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还是一种游客看香港的角度,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以后都是去尖沙咀这些电影常出现的地方逛逛。但作为在香港生活的人,不会每天都跑到中环,特别是住在天水围的小朋友一年当中都很少去过香港岛或是中环,所以他们印象中的香港和电影展现的香港不是一样的。最真实的香港并没有通过电影展现出来,但香港电影又是给香港之外的人展现香港文化的重要平台。
  
  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的作品和电影挂钩?
  
  董启章:目前没有想过,自己所想的内容并不适合于改编拍摄成电影,我想写只有用小说来表现的文字作品。如果可以用电影来表现的方式,我也就不会用小说的方式了,我可能就是去写剧本了。导演根据短篇小说会抓取人物中心的情节再来发挥,而改编长篇小说通常都是失败的,因为长篇小说里写出了很多细节上的东西,要导演去提炼出和小说不同的内容就困难大多了。
  
  李怀宇:在香港最畅销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金庸,一个是倪匡,他们写的都是流行的小说,而且不停地被改编成影视。
  
  董启章:他们写的性质相同,类型不同,所以,像他们这样有很多读者。但是我们从事文学写作的早已有心理准备,我们写这些东西不会有很多人看,也不会成为一个名人,但这些都无所谓。我认识的很多香港文学作家都是很内向的,我们都不太喜欢出来活动,不会想成为一个名人。如果你要我去参加演讲,去与人见面,我们也不愿意。所以,这个孤独感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李怀宇:香港文学的传统与上海很有关系,在民国时代的上海就有类似的风气,像张爱玲与香港就有缘份,你有这种感觉吗?
  
  董启章:有的,香港文学在1920年代开始是受上海的影响,那时年轻一点的作者也受上海作家的影响。可能香港的城市情况与上海比较接近,有一点洋化的大城市的背景,在这个城市的背景里写爱情,写时代。我觉得两地的关系还是存在的,香港文学虽然只是一个城市的文学,但是类型也蛮多,像西西就跟张爱玲不同,像也斯也是另一类,所以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或是不同的方向。
  
  李怀宇:你说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亲历的香港的变化,那是什么样的变化?
  
  董启章:如果生活在香港,那就不太觉得,因为香港的变化不是那种出现某个大事件就会改变,一直都是慢慢地演变。所以我们要慢慢地回头去看,才能体会到它的变化之处。香港的变化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1997年以前,我们强调的是五十年不变,维持当时的状态,这是生活的主调,回归十年以后,人们却开始要追求变化,要求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进,因为过去的制度和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没有因为回归而解决,反而是保留下来了。
  
  李怀宇:你的写作中,看起来有很多与香港主流不相符合的东西,跟你在这里的生活有关?
  
  董启章:我自己在香港住的地方,从出生到三十岁都住在旺角,可以说是住在城市的中心,结婚之后住在粉岭。很多小说在写香港的景观时,就拿九龙、旺角、尖沙咀等地作为香港的代表性地区,我担心通过这些地区去了解香港是否会太片面了,太样板了,就尝试不写一些代表性的地方,写一些香港人觉得比较边缘也比较生活化的地方。我写这些故事,香港人也不会觉得陌生,而感觉也会有点不同。
  
  李怀宇:你在学校里兼职教文学,发现香港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浓厚吗?
  
  董启章:总体来说,我不是很悲观。因为在新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对文学是有热情、兴趣的,他们也会写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网上写博客的习惯来看,某方面是在推动人们重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年轻人的博客写得很不错,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近年的文学活动来看,年轻人参与很多,气氛也是十分热烈。我们也很期待香港年轻人都来参与文学创作,只要有一定的人数,我们都不会抱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
  
  李怀宇:陈冠中说,他这几年生活在北京,因为自称写作的人在香港会被认为很奇怪,但在北京却又很正常。
  
  董启章:我在爱荷华也是有这种经历,因为爱荷华的学校里办写作班已经有很久的历史,美国的很多学生都是在里面写作,所以和人家交流的时候都认可我是一位作家,但在香港就会被误解,这也是很奇怪的。不过我也习惯这样了,不觉得难受。
  
  董启章简介: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现从事写作及写作教学,著有小说《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尼》、《双身》、《地图集》、《V城繁胜录》、《TheCatalog》、《衣鱼简史》、《贝贝的文字冒险》、《练习簿》、《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游记《东京•丰饶之海•奥多摩》,评论集《同代人》、《致同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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