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克拉夫特在其出版于1968年的《足坛风云人物》（TheFootballMan）一书中，对足球运动员的声望深为惊叹。霍普克拉夫特写到：在曼彻斯特，一说到“小乔”，或者在其他任何一个英国城镇谈论足球运动时提及类似的名字，每个人都会立刻知道你指的是贝斯特（Best）。一提“马特”（Matt），他们就想到巴斯比（Busby）。“丹尼斯”（Denis）指劳（Law），“诺比”（Nobby）指斯蒂尔斯（Stiles），诸如此类。霍普克拉夫特解释：“这并非是出于对足球的狂热，而是因为这项运动圈子里的性格非凡的人带来的深远影响。”
　　
　　霍普克拉夫特从16岁起开始关注足球。迈克尔•帕金森（MichaelParkinson）曾经与霍普克拉夫特同在巴恩斯利Barnsley,英格兰中北部城市。一家本地报社工作。他记得，后者“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打领结的记者——20世纪50年代在巴恩斯利这幅打扮可是需要勇气的”。后来，霍普克拉夫特成为知名的电视剧作家，1979年依据约翰•勒卡雷的小说《谍网迷踪》（Tinker,Tailor,Soldier,Spy）拍出的同名电影是他的编剧作品。但在放弃足球运动之前，他最好的作品都收录在《足坛风云人物》当中——正是由于它，我决定写本书。
　　
　　在他的书里，霍普克拉夫特用系统的档案资料——“运动员”、“教练”、“经理”、“裁判”、“球迷”（主要是足球流氓）等等——剖析了当时的英国足球。他同乔治•贝斯特、阿尔夫•拉姆塞、年轻的肯•贝茨（当时是奥尔德姆俱乐部主席）等人见面，并在书中对他们加以描写。他尊重他们——但并非把他们当作神，而是当作专业人士。他的辞藻过于堆砌，如今看来有点过时，他所谓“足球十分重要，值得一写”也无需我们重申。不过，《足坛风云人物》不失为一本好书，在某些方面也颇有先见之明。霍普克拉夫特告诉我们，他与许多人的想法恰恰相反，认为欧洲超级联赛是可能的，他进而说到：
　　
　　……可以从英国足球联赛中单拿出一场国内超级联赛，让英国12个主要人口居住区的居民看到高水平足球赛。这是个相当明智的想法，也有助于观众在一大批有名的球员中找到自己所喜爱的。
　　
　　我从不敢自比为霍普克拉夫特，我也不戴领结，但足球圈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依然对这个圈子有着特殊的影响。在《足球人》中，我描述今日的足坛群英。我竭尽全力去理解他们——并非把他们当作神，而是当作专业人士。
　　
　　与霍普克拉夫特一样，我也是在16岁时开始写关于足球的文章：对路德•古力特的描写刊载于1986年10月期的《世界足球》（WorldSoccer）上。这篇文章的稿酬是30英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一笔巨款。（我得坦白，这本书里有大部分篇幅是关于荷兰人的。谢天谢地，我不是在圣马力诺共和国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位于意大利半岛东部，全国为意大利所包围。长大的。）此后，我一直采访足球运动员、教练、俱乐部经理，有时甚至是球迷。1994年我加入《金融时报》报社，如今又回到了那里，不过中间我又先后为《观察家报》（霍普克拉夫特工作过的老牌报社之一）和《泰晤士报》工作。从日本（稿酬很不错）到阿根廷（稿酬一般），我为不计其数的杂志和报纸写过稿子。
　　
　　我从不认为大部分足球界人士都能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来。我的一位同事相信，只要跟一位真正的足球界人士说上一通，就能掌握这项运动的真理。此人总是给运动员发短信，说什么“如果你跟弗朗兹•贝肯鲍尔谈谈，他会告诉你……”之类。
　　
　　我不这么认为。诚然，我相信如果与阿塞恩•温格交谈一下，你就能了解到这项运动的真实情况——只要他愿意告诉你。但我不相信与韦恩•鲁尼交谈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实际上，如今人届中年的我越来越不愿意追着球员们采访。那样委屈自己不值得。有时，杂志社会打电话询问：“你可以去采访某某人吗？”我总是说“能”——只要你愿意用数周的时间等待几乎永远不可能收到回复的传真，听经纪人在手机里不耐烦的声音，在训练场地周围逡巡，或者谋求球鞋赞助商的青睐。终于，你可以采访某人了。你苦等几个小时之后，此人姗姗来迟，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我们周六打赢比赛。我想我们能行”就驾车离开了。
　　
　　我的另一位同事描述他有次为一位刚加入皇家马德里队的球星做翻译的情形。他们俩坐在车上前往为球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同事问他想对望眼欲穿的媒体传达什么信息。闻听此言，球星看起来十分吃惊。“我的目标，”他说，“就是不发言。”
　　
　　足球运动员几乎从来不说“无可奉告”。加扎（Gazza）“加扎”是英国球星加斯科因的外号。曾经指出，如果球员说自己“无可奉告”，报纸就会说，球员说“无可奉告”，这样的报道让球员看起来似乎很可疑。相反，球员总说些空泛的奉承话。我住在巴黎，有一次我在法国电视台看到对弗兰克•里贝里的采访。屏幕下方滚动的流畅措辞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踢得很好……即将参加另一场大赛……希望我们能赢……重要的是球队的表现……”就采访的套路而言，确实完美。这种废话也常常能让采访者满意。一些报纸和电视台对于采访内容几乎并不在意。他们只想——或者貌似只想——让观众知道他们采访过了。这种节目本身已经足够吸引眼球。我想，我已经把我跟卡卡的访谈卖给八个国家了。
　　
　　当然，有时候能看到某个球员平易近人——通常是在他退役之后。这时的采访令人愉快。本书中某些资料就是这种采访的成果：与布鲁斯•格罗贝拉同览开普敦，与约翰尼•瑞普和贝恩德•赫尔岑拜因畅游鹿特丹，以及在阿斯科特Ascot,阿斯科特赛马会为英国最重要的赛马会，是上流社会社交的重要场所之一。的马球酒吧（PoloBar）与格兰•霍德尔共饮。球员通常不善于回答有关情感的抽象问题（“当……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但如果你问的是特定时刻、地点或人物，他们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了。采访活跃的球员是值得的。这些人精力充沛、叱咤风云，几乎从未遇过低潮，并且真心热衷于他们的事业。尼古拉•阿内尔卡和里瓦尔多不待见我，但他们的确说过一些很有趣的事。
　　
　　有些人只能通过实际接触才能有所了解，例如，他的气味。一次在诺坎普球场，有人把戴着印花布头巾的罗纳尔迪尼奥介绍给我。在我们寒暄的过程中，我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仔细打量他。他站在那里，腿不停地动。他跳来跳去，简直就是在跳舞。他一直东张西望。或者他是厌烦我这个英国怪人，不过我倒很想给出一个精神病学诊断：多动症。
　　
　　采访过球星之后，我们记者通常把笔记拿出来作对比。我们不会问受访者说了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答案或许很枯燥。如今的球员都十分合作——并且越来越合作——通常说的就是你希望他们说的。相反，记者相互之间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他人怎么样？”
　　
　　采访过卡卡之后（他的回答了无趣味），我照常回去跟同事交流，说他是一个非常礼貌和友好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去巴塞罗那采访梅西。“他人怎么样？”我问。我的朋友承认，梅西的话完全空洞无物。但是他尽量让他的客人愉快。“多么善解人意的人啊！”我的朋友如是感叹。
　　
　　我们之所以问“他人怎么样？”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找到此人成功的秘密。我们希望相信球星的成功来自于他们本身。他们不应该仅仅擅长于踢球。我们假定他们的性格应该对事业成功有所助益。“暴脾气”马拉多纳、“闷葫芦”齐达内和“邻家男孩”梅西……他们的性格真有共同之处吗？换言之，超级巨星不同于常人吗？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多少刻画出足球界人士的群像。让我们从球员的生活轨迹开始。通过《异类：成功的故事》（Outliers:TheStoryofSuccess）一书，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使“十年法则”（10000?hourrule，即一万小时法则）家喻户晓。这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想要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成为专家，你都至少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格莱德威尔引用神经学家丹尼尔•莱维丹（DanielLevitin）的话：“对于不断练习的作曲家、篮球运动员、小说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演奏家、象棋选手、大盗而言，这个数字重复出现。迄今为止，没有哪个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人士练习少于这么多时间。”
　　
　　童年时期就开始踢足球——有时甚至抱着足球睡觉——是足球运动员自传里的老生常谈。从马拉多纳到梅西，所有的足球巨星都有一个共同点：至少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万个小时的训练。
　　
　　完成一万小时的训练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大部分足球巨星除了足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生活经历。
　　
　　从少年时代起，当他们开始向一流球星的前途迈进时，他们就被认为除了比赛以外，不应该去发展其他的兴趣爱好。我的一个曾经在职业生涯里取得过相当成功的朋友说，足球运动员并不蠢，他们只是给自己立了戒律。
　　
　　由于体育变得更加专业化，那样的性格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异化。最近几十年里，超级巨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领袖型”和“摇滚型”这两类巨星几乎绝迹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媒体对足球的关注日益增加（请参见《足坛风云人物》）。到20世纪90年代，电视业的投入开始充斥足球运动，与足球最相似的行业是摇滚乐。与摇滚明星一样，足球运动员收到球迷和团体的追捧。与摇滚明星一样，足球运动员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达到事业的巅峰。与摇滚明星一样，他们敢说敢做，随心所欲地酗酒吸毒。但奇怪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哪家俱乐部要求足球运动员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贝斯特和马拉多纳等足球运动员跟摇滚明星一样放荡，而马尔科姆•埃里森等教练甚至更加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