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声名狼藉。不仅俱乐部完全不管,而且就球员自己而言,损害身体也几乎伤不着他们什么。那时候,通过踢球挣到大钱的人毕竟少之又少。霍普克拉夫特在其资料中写道,贝斯特“年轻,受欢迎,按中低收入者标准还十分富有”。“这是因为大部分联赛球员的收入和工作环境也就跟工厂里的熟练技术工一个水平,所以贝斯特以及同时代的球星才显得那么极度的奢华,那么非同一般的富裕。”足球使这些极少数的足球运动员有了过摇滚巨星般奢侈生活的可能,而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 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领袖”是另一种常见的超级巨星。马拉多纳是一个(说他同为“摇滚型”也不碍事),但约翰•克鲁伊夫和弗朗兹•贝肯鲍尔才是终极版的领袖型巨星。二人都是在二战后的西欧婴儿潮中出生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这一代人崭露头角,开始赢得注目。他们举行示威反对越战,还领导了1968年的街头革命。同样,在足球领域,他们也是中坚力量。 克鲁伊夫和贝肯鲍尔不仅自己得踢好,还要为其他人的表现负责。他们是场内的教练,为队员指出移动的方向,并告诉他们如何移动。他们帮助名义上的教练选定出场阵容。他们桀骜不驯。他们要分得大半的收入。克鲁伊夫把他的俱乐部阿贾克斯吓了一跳,因为他带着岳父一起跟俱乐部商量收入问题。 20世纪90年代,足球运动发生了变化,“领袖”和“摇滚”们的好日子不再。随着新资本的注入,俱乐部的管理变得更有秩序,它们重新夺回对球员的控制。教练几乎成为球队的独裁者——曼联的亚历克斯•弗格森是这类教练的典型代表。俱乐部也开始关注球员的体力,并要求球员放弃摇滚明星式的生活方式。就算是罗纳尔迪尼奥也得离开巴塞罗那,因为他的俱乐部已经受够了他每晚派对不断,甚至还带上了不到20岁的梅西。足球界中,“摇滚型”巨星开始失去了教练和俱乐部的青睐。利物浦的中后卫杰米•卡拉格在其自传中,将这样的教练描述为“机器人般的、毫无个性的理想的当代教练”。 今天的球员与其说是指挥者,不如说是追随者。乔安•奥利弗任职巴萨总经理时,一直对我说,梅西是一个指挥者。但是,奥利弗所谓的“指挥者”跟克鲁伊夫或贝肯鲍尔并不一样。奥利弗解释说,梅西是“21世纪的指挥者”:那种话语不多但身体力行的人。但克鲁伊夫被称为“指挥者”的原因可不是这样的。 因此,今天的巨星——如兰帕德、卡卡、梅西等——都是略有偏执、只会点头称是的人。(在弗洛伦特•马卢达的资料中,我对他的描述显示出他就是这样的人。)没错,他们想赢。与所有敬业的团队成员一样,他们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为了赢得比赛,他们也的确付出了很多。他们刻苦练习。有些球员是疯狂地喜爱踢球,例如埃德加•戴维斯。但是球员的逸闻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巨星都是如此。曾在1998年与戴维斯一起为荷兰而战的鲍德温•辛顿告诉我,球队中不是每个人都有发自内心的狂热。辛顿说,球员们唯一的共同点不过是他们都很擅长于踢球罢了。大家都知道,戴维斯在比赛中十分狂热。相比较而言,其他球星却是疲沓松懈。韦恩•鲁尼在他的自传里强调自己非常懒散。史蒂文•杰拉德(此人也是所谓“21世纪的指挥者”之一)明确地说:“我之所以喜欢鲁尼,是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很放松……不需要热身,也不觉得紧张——伙伴们,打它个落花流水。不用担心。”如果你也有鲁尼的这种天分,你或许就不需要戴维斯那样的性格了。 受内心狂热驱使的球星为球迷们所喜爱。这种现象的解释来源于人们的普遍心理:无论我们的天分高低,只要走上这条路,我们的人生都能成功。随处可见的老虎伍兹海报上也透露出这样的神话:“我们知道老虎伍兹成名的坎坷路。”人们以为,老虎伍兹把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奉献给了高尔夫球,而他把一切都归功于对高尔夫球由衷的热爱。但实际上,伍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酒吧里泡妞。换言之,他只是对这个行业有些偏爱,他的成就来自天赋、良好的训练和遵守“一万小时”法则。(对于伍兹而言,考虑到他几乎是刚会走路就学打球了,所以他也许已经练习过“两万小时”了。)与其他领域成千上万的成功人士一样,他训练时很刻苦,但该休息时也休息。尽管是个耀眼的巨星,但伍兹并无特殊的性格特点。 我怀疑足球巨星们也是如此。“富豪跟我们穷人不一样。”这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对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调侃。“是的,”海明威回答,“他们更有钱。”伟大的球星跟我们普通人也不一样,他们有更高的天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实际上跟你我一样——这虽然有点瘆人,但却是事实。 但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仍值得一读。首先,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们都希望能成为他们那样的英雄,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其次,每个球星的成长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同样是中场球员,哈维跟杰拉德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与所有的传记作家一样,我试图将这些球员与他们的故乡联系起来。以大卫•贝克汉姆和埃里克•坎通纳为例,人们对他们的回应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 一旦我采访过某个球员,或者看过他的比赛,读过其他人对他的描述,并跟别人讨论过他,那么我就可以自如地开始动笔写下我想说的话了。那是因为足球运动员几乎不曾读过我写的东西。霍普克拉夫特指出,整年跟随俱乐部进行报道的记者会有问题。这些记者最有可能掌握第一手新闻,但却不如实地写出来。“记者要与俱乐部以及球员之间的保持一种可容忍关系就意味着前者不可能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后者。”霍普克拉夫特说。我没有那样的问题。我在俱乐部里出现,做采访,一去不返,然后把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或荷兰小报上。我能做到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 “同时,在本书中我更关注人,而不是技术。”霍普克拉夫特如是说。我在我的书里也是如此。我也关注技术——足球技巧:鲁尼或里奥•费迪南德与其他英格兰球员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为什么俱乐部拿兰帕德和杰拉德当个宝,但英国人却对他们失望透顶。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试图描绘脱掉巨星外衣的球员。如果迈克尔•埃辛、埃德温•范•德萨或何塞•穆里尼奥是你家邻居,或者是你的同事,你会怎么对待他们?书里没有半人半神,只有普通人——对外界的超常热烈欢呼感到迷惑不解的事业成功人士。霍普克拉夫特已于2004年辞世,享年71岁,但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同意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