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要5点钟的时候，台北的天光尚亮。台北的天母区域，跟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不太杂乱，有一种整齐的洁净感，绿化很好，车少人不多。不属于市中心，却也没有那种城市郊区的偏僻感。安静又不至于冷清，总之是宜人且舒适的生活区，让人待着便懒懒得不想再走动。
　　
　　我们要采访的齐邦媛先生就住在这里。
　　
　　在咖啡馆的窗边坐着等她，手边的那本大陆简体版《巨流河》已经翻了很多遍，心燥不安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几页，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人立马就沉静了，仿佛石子沉到冰冷的水底。书的前勒口上有齐老师的照片，大约是五十多岁时照的，头发吹得齐整，穿一件扣到脖子的碎花布衫，戴着眼镜，很温和得笑着。是知识分子的模样。
　　
　　被台湾的文人们称作“永远的齐老师”的齐邦媛先生，一生念书。出生于东北辽宁铁岭，前半生颠沛流离，47年之后在台湾念书教书，一辈子未离开书本，即便儿时换过7所小学，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始终勤勤恳恳，手不释卷。如今台湾的许多知名学者、读书人都曾经是她的学生，许多作家也经由她手被介绍翻译到海外。
　　
　　《埃涅阿斯纪》中，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英雄埃涅阿斯率众移民奋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后到达命中注定的泰伯河，建立罗马帝国基业。
　　
　　这是齐邦媛最喜欢的一本文学作品，对于她来说，这似乎是自己半生漂泊的写照。自己虽没有像英雄那样浴血奋战，但流亡时家国始终在身后的情愫却一模一样。她在80多岁高龄将自己一生经历写成回忆录《巨流河》，从出生地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巨流河写到台湾南端的垭口海，一个人，几个家庭，埋藏着一整个世纪的巨大伤悲。
　　
　　她说，六十年在台湾，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书写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现身、扎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全部伴随她由青壮、中年，一并步入老年，沉甸甸压在心头，无法不说，不能不说。
　　
　　这部书写得艰难，从2002年开始，先接受访谈十七次，随后丈夫住进加护病房，齐邦媛夹带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去投奔住在美国的儿子“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每日晨昏独坐时，便尝试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文字，常常精疲力竭，不能尽叙心中所忆万分之一。之后因机缘于2005年于台北桃园觅得一处安静的书桌，重新构思，一字一字从头再写。
　　
　　书出版后，轰动两岸，得奖无数。大家被这个二十世纪充满苦难却异常温暖的故事所感动，这部诚恳的自述作品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读书人是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坚守住心中的阵地，又如何一点一点在十万分的艰难中拔步向前。
　　
　　没多久，老师拄着一把长柄伞被家人送来到咖啡厅。她穿得干净得体，头发花白，像个普通的慈祥的老奶奶。她说话不快，吐字清晰异常，讲一口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思路很清楚，全不似一个近九十的老人。
　　
　　她说她喜欢在这个咖啡馆里见朋友，坐在这个位置，太阳刚好晒在身上，外面的人不急不忙得走来走去。咖啡馆里嗡嗡的说话声让她觉得高兴，她喜欢喝不加奶油的拿铁，喜欢听大家说话。
　　
　　整个采访过程，她一直侧着身子努力听清我的话。说到伤心之处，便拿手帕擦擦眼睛，再继续讲下去。她有老家东北人的那种直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直截了当得说，就像她书里写的，不怕得罪人。
　　
　　她在书的首页一笔一划得写，“祝福你年轻的岁月和一生顺利。”
　　
　　难免觉得唏嘘，经过怎样的炮火岁月念过多少书才这样艰难得行进到淡泊的境地里来，只为寻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万件困苦都经历了，到头来最满足的时光，不过是在这街边的咖啡馆里，坐在玻璃后面，晒一会儿暖洋洋的日光。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然而，北方已不是熟悉的北方，这窗外南国的阳光，一点点收尽在夜色里，火萎了，曾经在一起的人也都一个一个走了。
　　
　　访谈结束时，送齐邦媛去来接她的家人车中，她吃力蹬上座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特地扭过头来握住我的手，“你们都要好好读书，好好活着。我真的希望是这样。”
　　
　　这就是她要在这本书里努力留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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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标：东北天津北平南京，7所小学
　　
　　齐邦媛出生在1924年的元宵节，家乡辽宁。铁岭的冬季天寒地冻，有零下40度的极端天气。她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她生下来便先天不足。快满周岁时，她发高烧，气若游丝，母亲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半夜从十华里外的镇上找来一位大夫，捡回她的命。
　　
　　这个温和的大夫给她取名“齐邦媛”，意同《诗经》句子，“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这个名字，仿佛预示齐邦媛后来的读书生涯，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贤德清扬。
　　
　　因为战争，也因为父亲齐世英的特殊身份，齐邦媛的小学读得辗转不已。“齐”姓过于惹眼，父亲不得不常常改姓，每改一次，齐邦媛就要跟着换一所学校，改一个不同的身份和名字。她先后在天津、北京、南京都念过书，印象最深的南京鼓楼小学，在上学的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不知名的杂色小花。
　　
　　1934年，齐邦媛得肺炎，父亲带着她从浦口坐火车去北平的西山疗养院治病，有一个女病人的屋子里有许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齐邦媛记得有一本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她很喜欢那个笔调。
　　
　　她在疗养院里住了一整年，读书是唯一的消遣，也渐渐成为终身的兴趣。
　　
　　问：你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齐邦媛：一直在换学校。我从疗养院回鼓楼小学之后，小朋友都不理我，后来才知道是家长告诉他们不要跟我玩，怕传染。后来我家搬家，我去了山西路小学，那个学校在新区，所以有很多转校生，我作文又写得好，身体也慢慢康复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我念了七所小学，一直在搬家。
　　
　　问：对你住的什么地方比较喜欢？
　　
　　齐邦媛：我喜欢南京宁海路的那个房子，我母亲经常在家里招待爸爸带回来的学生吃饭，那条路也很干净，有很多花，房子都整整齐齐的，大家的家里也都很干净。
　　
　　问：后来你有没有回去找过那个房子？
　　
　　齐邦媛：都找不到了。南京完全不成样子了。我走在那条街上，那是最大的一条街，旁边都是一层楼的那种简陋的铁皮房子，做小买卖的，换玻璃换车胎的。我很伤心。我找到原来家的那个路，找到我们家房子那一带，很多的学校，都被大杂院被包起来了。很多人家门口都点煤球炉，我很伤心。那是1993年。
　　
　　小标：长沙桂林重庆沙坪坝，周南中学到南开中学
　　
　　之后，便是惨烈的抗日战争。
　　
　　1937年，日本人正面攻击中国，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创立的中山中学的所有师生在老师的组织下，一批批从南京往西南迁徙。月台上黑压压成千上万挤满穿棉袍大衣扶老携幼的人，各种呼喊声将车站变成沸腾的大锅。高中生帮助初中生，男生帮助女生，大家就互相挤着，一站一站往外面走。敌人不断轰炸铁路，换上船之后，不断有人落水，惊呼哀嚎声在漫长的一生常常萦绕心头。
　　
　　刚出生的小妹妹就离开人世，齐邦媛看得愣神，一旁的修女过来说，“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
　　
　　小学毕业后，父亲表示齐邦媛必须上学。将她一个人送至长沙的周南女中，先念一年级。书念了没多久，长沙又遭遇两次大火，只能先接回湘乡，随时准备再往前逃。齐邦媛被送至桂林女中读初一，读一点算一点，白天只要天晴便有日机轰炸。之后，中山中学离开桂林往贵州走，齐邦媛也跟着离校。
　　
　　一路流亡，逃过半个中国。流亡在重庆中止，大家又复学，弦歌始终不辍。
　　
　　1938年11月，齐邦媛被爸爸带着坐车从重庆上清寺出发，沿嘉陵江往上走二十公里，到达沙坪坝。之后，在这里念完6年中学，这就是由张伯苓校长创立的赫赫有名的南开中学。那六年奠定齐邦媛一生进修的基础，南开吸引很多从平津去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响应张伯苓校长的号召，住在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8年间少有人离开。
　　
　　烽火烧得炙热，炸弹声伴随读书声。不跑警报，就用功读书；跑警报，课本还带在身边，躲在防空洞里，还准明天的考试。
　　
　　齐邦媛开始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了六遍，而孟志荪老师教的国文课，则让她印象最深。有一次老师讲杜甫诗时，竟然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孟老师的诗词课上了两年，齐邦媛就如痴如狂得背诵那些古诗句，那些句子在少女的心中，久久激荡。
　　
　　当时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办了进步杂志，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的地点租屋设立“时与潮”书店，齐邦媛每周从南开回家的路上都去借书还书。当时的译者都是一些中文根底深厚西学又扎实的知识分子，那些西方名著的中译本给齐邦媛源源不断输入能量，至今能忆起多数。
　　
　　问：张伯苓校长是什么样子的？
　　
　　齐邦媛：他很高，住在校内宿舍。身板很硬，每天都在校园里拄着拐杖散步，我在书里写到过，他看到在读书的学生就拍一下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不吃得饱。他一直跟我们说，“中国不亡，有我！”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问：我看您在书里写到很多的老师，每一个人都记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