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们不守旧，也不盲目追新——专访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召集人、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
　　
　　你有了标准，人家才会用某种标准来要求你
　　
　　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经走到第二个十年，以往十年中，有哪些事件最令您印象深刻？
　　
　　谢有顺：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评委的执着、较真，作家的观点、态度，还有颁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包括各种媒体的反应，都是有价值的记忆。之前获奖的一些作家，有些已经去世（史铁生），有些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有些新人也成长为挺重要的作家了，这时，我才觉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真的是办了有些年头了。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我回想这些，最重要的印象，也许不是哪些具体的事件，而是这个奖所形成的气场和精神。每年到了年初，都会有很多人关心、询问这个奖的进程，每年的提名出来，也会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评奖结果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和往年相比，看今年有什么变化，或者今年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这就意味着这个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它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何有这么多读者会如此要求一个文学奖？可见这个奖之前的运作，已经将某种价值观充分表达出来了，你有了标准，人家才会用某种标准来要求你。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分享下这十年文学奖的得与失？这些问题在这一届的评选中有什么影响？
　　
　　谢有顺：得失似乎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最早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我想，主办方也未对它寄予什么期许，只是想，一个已有相当利润的文化企业，应该创造机会去分享中国文化发展的荣耀，而那时谁都知道，办文学奖只是付出，而不会有收益的。但今天看来，我们又能说这些钱花出去了就没有收获吗？具体到评奖，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最恰当的时机，错过了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新人，他们得奖是要把握时机的；一些得奖作品，也显得过于稳重，未必能充分显示这个文学奖的价值信念，但有这些问题存在，似乎也不能称之为失。文学的好与不好，是见仁见智的，文学评奖又是一种集体作业，中间必然会有争议，会有妥协，不能过于完美主义。但是，每一年所出现的问题，都会让我们反思，希望类似的问题不再出现，今年的评奖也是如此。
　　
　　愿意发出和倾听那些渺小的声音，是今天最大的理想主义
　　
　　南方都市报：你去年提到希望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能够保持锐气，那今年是否注入一些新的评判标准或者新思维？
　　
　　谢有顺：外界总希望我们变，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大的特点是不变，为什么？因为这个奖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价值观，而如何保持一种值得信任的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文学奖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很多文学奖之所以中途夭折或者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坚持的价值多变、混乱，才无从取信于人。
　　
　　保持锐气，让这个奖不沾染精神的暮气，才能让这个奖保持活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价值信念。但文学奖是面对具体作品的，尤其是年度性的文学评奖，它必然受制于当年度的文学实绩。某个门类，若当年度没有好作品问世，说什么锐气啊、公正啊，都是一句空话而已。今年的评奖，在好几个门类中，竞争都很激烈，也都有很好的作品进入提名，这种情况下，评委们会特别留意那些有锐气、有冲击力的作品，这当然也是对评奖精神的一种守护。
　　
　　南方都市报：最近几年你一直都在强调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反复强调是否是一种担忧？强调之后，是否又有所挑战？
　　
　　谢有顺：在这个商业主义的时代，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文学奖的作用更是渺小的，但它为何还有意义？还值得我们去做、去努力？就在于我们不藐视任何微小而有意义的声音，小声音传到天上也会成为大声音。而愿意在这个时代发出微弱的声音，并愿意去倾听那些微小而又容易被遗忘的声音，在我看来，这就是今天最大的理想主义。我谈论理想主义，倒不是担忧什么，而是怕一个文学奖的声名壮大之后，会有人对这个文学奖有过高的期许，希望它对社会、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改变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苛求。一个文学奖只能做这么多，它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发声，它的声音注定是微小的，但它渺小的存在，却有着别的文学奖、别的文化策划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够了。讲理想主义，是希望这个文学奖能守住这一点边界，不为外界的风潮、议论所动，而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地发出声音。
　　
　　专业事务交由专家来做，是可以做得好的
　　
　　南方都市报：一个由媒体主导的文学奖，走过十一年，在制度层面，你觉得它对于后来者有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谢有顺：文学奖由媒体来主导，在世界各国是很普遍的事情，只不过在中国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中国人习惯把评奖当作是一种权力资源，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商业权力。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走过的路程，证明专业事务交由专家来做，是可以做得好的。但同时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人本身是不可靠的，只有当人忠诚于一种价值、受限于一种制度的时候，他才值得信任。因此，建立一种制度至关重要。从第一届开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就实行记名投票、固定并公布评委名单、邀请国家公证员参与评奖全过程、终评会议向记者开放、在报纸上公布终评会议讨论实录、发布专业的授奖辞等，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这四个字：承担责任。我深感，只有让评委承担起具体的责任，才能办好一个文学奖。这些我们坚持了十多年的创造性的评奖规则，有一些，现在也为一些文学奖所借鉴、模仿，但并没有人愿意做得像我们这样彻底。
　　
　　南方都市报：你在去年提到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预想，那这一期评奖是否达到您的预期？
　　
　　谢有顺：去年并不是文学的丰年，要说达到了预想，似乎也不合实情。我只能说，今年的评奖反映出了去年的文学实绩。有些门类，比如散文，每个提名都是很强的，谁获奖都可以立得住，但也有一些门类，比如文学评论的提名，很多评委就表失望，原因是水准参差不齐。但文学奖的面貌，最终是看获奖者的，就这点而言，这一届的获奖者符合我对这个文学奖的想象。
　　
　　这些年诗歌界的表现比小说界更为出色
　　
　　南方都市报：今年的年度杰出作家是翟永明，这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历史上，诗人第一次获得年度杰出作家。你怎么看待她的获奖？
　　
　　谢有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对诗歌并无偏见，甚至可以说还有偏爱。几乎每一届评奖，评委们对诗歌都特别关注，甚至对诗评家都有多一份的敬意。几乎从第四届开始，评委们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个诗人获得年度杰出作家这个大奖，但之所以到今年才实现，并非因为小说家太过强大，而是诗人的获奖需要更恰当的时机。杰出作家奖要考虑两方面，一是作家之前创作的重要性，二是他当年度要有足够出色的作品。但很多重要诗人，往往多年都不出诗集，或者所出的诗集中，几乎没有新作，都是旧作的重新结集，这就很难在评奖中胜出，毕竟，这个大奖还是要看作家当年度作品的分量的。
　　
　　翟永明获奖正当其时。其实，几年前，她就差点获奖了，但因为那一年，她的作品集是一部散文、诗歌合集，评委觉得杂了，才最终舍弃。她去年出版的《翟永明的诗》，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集子，分量非常重，她的诗歌成就，用评委徐敬亚先生在讨论时的话说，就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为过。我个人觉得她获奖是很有意义的，能昭示出我们这个奖对文学的态度，也恰当地肯定了诗歌这些年的成就——从某个角度上说，我一直认为，这些年诗歌界的表现比小说界更为出色。
　　
　　南方都市报：《繁花》和《段逸兴的一家》也很有意思，地方色彩非常浓厚，你怎么看待这一类作品的出现？
　　
　　谢有顺：传统资源和地方资源，是文学写作极为重要的两条血脉，但如何使用这两种资源，以前很多作家并没有深思。比如，一说要回到传统，有些作家直接就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样式，我觉得这是很笨拙的；又比如，一说要借鉴方言叙事，一些作家就过度使用方言，以致小说的语言变得无法卒读，这些都是矫枉过正了。但《繁花》和《段逸兴的一家》处理得很好，尽管它们也用方言，但作家没有放纵自己对方言的喜好，他们也写某个地方的生活，但作家赋予了这种生活一种历史感和精神性，这就使得小说所写的生活超越了地方的局限性，而变成了一代人的命运来呈现。事实上，评委们在选择这两部作品时，并未过多考虑它的地方色彩，而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权衡的。但地方性知识、地方性叙事，是一部作品能否风格化的重要元素，它肯定还会不断地在以后的获奖作品中出现。
　　
　　在价值选择上，我们相信慢比快好
　　
　　南方都市报：未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否会对网络上出现的文学作品有更多的呈现？变化多端的现状，是否会成为这个奖的挑战？
　　
　　谢有顺：我们并不排斥网络文学，但迄今为止，我们也确实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面对网络文学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无力阅读完如此浩瀚、庞杂的网络文学作品，我想，任何人恐怕都无法读完它。我们只能评审被遴选过的作品，比如出版和发表本身就是一次遴选。但网络文学发表和出版了之后，也同样是我们的遴选对象，因此，不必担心好作品被遗漏。只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兴起，必然带来文学观念的革新，而对已经革新了的文学观念，我们是否马上就能接受，这倒是一个问题。文学的现状正在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当然应该成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思考的问题，但我们也不会为了赶上文学的变化，盲目地追赶时尚，甚至过分地迎合一种新的文学态势。我们会更关注那些已经沉淀下来了的事物。尽管我们不守旧，但我们也不盲目追新，甚至在价值选择上，我们相信慢比快好，因为文学本就是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