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是宪政下的概念，不是动不动仇恨这个仇恨那个，是讲道理的。我举几个例子，我有为官员讲过话；对城管，我写过批评的文章，也为他们写过鸣不平的文章。城市要管理本身是没有疑问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城市管理。像五羊立交桥上，天河城那里的马路过道，有一段时间摆摊搞得乱七八糟的，没法走人，所以肯定要人管。但是用什么手段来管？这就是怎么管的问题。不能彻底否定城管的必要性，这是指工作的性质。又比如说，资本家、企业家，因为我们主张市场经济，所以对那些在自由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的企业家，应该给予赞美的，为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候，也可能是牺牲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危害市场经济的也有老百姓自古以来均贫富的思想。再一个，官方有些人，滥用权势，敲诈勒索的，各种情况都有。你心里有一个标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法治，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对，谁不对我就说谁。当然，这是我自以为他不对，人家也有人家的观点。每个公民都有他表达的权利。

　　8、批判，让时评写作更有意义

　　妖小雨：您曾经说过，“写这些多少对现实有所针砭的文字，不在乎它天长地久，只表示我曾活过，是一个渴望有思维有尊严感的人。”但问题是现实屹立不倒，时评往往能够天长地久。很多人因此放弃时评写作，您的写作动力源于哪？

　　鄢烈山：这个事情经常有人提。我还在写，是因为我只会写，不会干别的，也没有给我干别的机会。比如我现在编书，占了很多时间。那也是一种表达，我通过编书《白纸黑字》，能够把我心里某些价值观表达出来，这也是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还可以有别的事情做，我也会做，但我现在只会干这个事情，这是一。

　　第二个会不会产生厌倦感？就是那些事情总在说。我打个比方，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你以为你在这个历史上会留下什么地位么？不可能的。就是中国现在最顶尖级的人，我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可以留下地位，真正的思想家。比如说秦晖，他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他，那也只是他思维很清晰，很有针对性，他创造了什么思想体系呢？这个谈不上。所以我们都是为改变这个现实，推进中国的进步来出力。以大学老师为例，我搞数理化或者文科出不了什么研究成果，但是我单纯的当老师可以吧？学生一届届地在换，老师讲的基础知识大抵还是那些东西。这个社会上人也是一辈辈的，20年前我写的时候，读者和现在的读者就不一样。就像我编的《白纸黑字》，很多往事我们这一代人清楚，但很多年轻人不了解。

　　第三个，是针对社会本身而言，批评的新闻事件在变，有些方面变得更坏，也有些方面变得更好。变得坏的可能就像许纪霖教授所讲的，现在很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学术标准，用外部社会给他们的那些标准来评判，所以是很荒谬的。如我看过的《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一个“村官”跟老板产生了矛盾，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找上《羊城晚报》的记者。因为他是一个“村官”，他一分钱没出，占公司49%股份。现在产生了矛盾，他就找警察，把公司三个高管抓起来。从官方到他本人，都觉得他理直气壮：我帮你疏通了关系，所以要拿干股；没有我帮你疏通关系，你能在这里站住脚么？本来很黑的东西，他把潜规则已经变成明规则，社会确实在变。实际上对“潜规则”这个词，我是有保留的，所谓“潜规则”并不潜，是“实规则”。名义上说“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实际上干的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官的勾当。潜规则根本不潜，就是社会上通行的，实际存在的规则，是实规则。那文件上的法律上的是文字上的东西，是有名无实的，是虚的。

　　妖小雨：这种时评写作，对社会现实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现在有些人写时评，不为了针砭时弊，是为了名或者利。

　　鄢烈山：怎么会没有意义呢？你不要管人家的动机。因为他如果是在媒体上写，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微博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你知道他是什么动机啊？哪怕就是为了搞臭你，他只要不是诽谤造谣，那他有这个权利。当然有一些是属于个人隐私部分的，是真的也不能说。你说的是纸媒，那些文章千篇一律，那是编辑的问题，没人强迫编辑采用，编辑给了他这个条件。今天写一个投不中，明天又不中，他就没有兴趣写了。

　　这里还是有一个品牌效应问题，会自我淘汰。那种为名利的人，无论是迎合谁，迎合民意也好迎合官方也罢，读者都不是傻子，各有各的市场。比如说孔庆东司马南这种人，他们的目标独特，有他们心中的目标读者。如果言论表达是充分自由的，有公平竞争，言论市场会有自我净化，自我淘汰，用不着你来操心。某些人为何老是说那些话，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9、在央视拉条狗，都有人知道

　　妖小雨：暨大刘小平博士《“鄢烈山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中称您的杂文写作已经形成一种鄢烈山现象，是当代中国特有之文化现象，您觉得他的评价符不符合您心目中的定位？

　　鄢烈山：基本上符合。那是人家的评价。人家为了写某种现象，要找一个代表。《南方周末》在人家心目中是一个顶尖级的媒体，那我在这里写，他用我来做代表，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那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肯定有很多人比我写得好的。有一些人在地方媒体写，在当地有影响力，在外地不一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陈sir在广州和广东肯定是非常有名气，但他在外地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是传播的问题。当然跟处的位置有关系。央视拉条狗上去都有人知道，央视靠垄断，覆盖面大，没有办法跟它争名气。

　　10、我对方舟子的评价比司马南孔庆东之流要高

　　妖小雨：你曾经说过方舟子比您还偏激，您曾经也上过方舟子的不良记者黑名单，能谈谈他吗？

　　鄢烈山：我现在不清楚方韩之一争，我都懒得关心方舟子了。他也是一家之言，又不是宣传部的，说我黑就黑吧，我无所谓。他的存在有他独特的价值。他有很多问题，一个是太自以为是，红卫兵那种文革的思维；再一个就是他的打假是有选择性的。他的选择性有两种。一个是怪不了他的，比方说他不可能去打一些政要的假。大官中的博士文凭，他不可能去打假，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他专门找自由派的麻烦，他跟孔庆东司马南那帮人一伙，找于建嵘、贺卫方下手，这也是选择性的，有“派系斗争”在里面。

　　但是他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太苛求，总体来说我对他的评价比司马南之流要高，当然比孔庆东之流更高了。孔庆东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司马南还干过一些好事，如揭伪气功。

　　妖小雨：《南方周末》在6月份刊发《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证法则》一文引起普遍争议，在一场争论正在进行之时，作为一家知名媒体如此操作是否合适，是否有操纵舆论之嫌？

　　鄢烈山：我没有仔细看。我对方舟子的事情不怎么关心。他们也是没有选题好做了吧,没有好题目好做了。这个选题不行，那个选题不行,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不让做，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多编辑记者都是年轻人，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11、公知要讲是非，不该站队

　　妖小雨：韩方大战引发公知界的武林混战，让外界得以一窥公知群体的众生相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亦让外界得以重新审视这个群体，现在公知或多或少带有贬义，您怎样看待这个群体？

　　鄢烈山：没有一个统一的“公知群体”。公知也不是一个价值观，只是说大家都关心公共事务。首先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第二个关心的是公共事件。所以公知不是什么褒义贬义，是一个很中性的。就好比说你是个人，没有说你是好人是坏人。

　　妖小雨：韩方之争、左右之争、五毛与汉奸、爱国贼与卖国贼等等各种分裂与对峙，在很多问题上形同水火，这种分裂的根源在哪？又如何弥补这种社群的分裂？

　　鄢烈山：因为人本来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就是这个样子，很正常的事情。互相攻击，只讲站队，不讲是非就不好了。中国传媒界有讲“革命同志”情的，有讲江湖义气的：跟我是一伙的，不对也对；不是一伙的，对都不对。这是很不好的事情。

　　妖小雨：您觉得对抗的存在，对社会而言有价值没？

　　鄢烈山：我觉得没有价值。是一种娱乐性质，就像约架娱乐大众一样。如果说是只在虚拟世界里，不必当回事，该干嘛干嘛去。

　　12、江艺平、胡舒立还有柴静都很厉害

　　妖小雨：我们提起《南方周末》更多想到的是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在她的年代《南方周末》的影响达到顶峰，您怎么评价这江艺平老师？

　　范以锦：我们新闻界里，有几个女士是特别受大家尊敬的，江艺平、胡舒立，还有央视的柴静等等，都是很厉害。江艺平在我们南方报业里面，是受绝大多数人尊敬的。作为一个领导，一是认同她的新闻理念，再一个，她人品很好。

　　13、现在是《南方周末》最艰难的时候

　　妖小雨：生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到现在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刊到90年代初突破了娱乐小报模式，第二次转型就是90年代中期，扛起了舆论监督的大旗，第三次转型就是90年代末到新世纪，就是走向理性建设，所以您作为一位老南周人，怎么看这几次转型？

　　鄢烈山：我是高峰期加入，1995年参加改版来的。南周刚开始是文化娱乐性的报纸，到后来变成时政性的大报。再后来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转型”，谋求出路。中宣部有规定，不准搞异地舆论监督，2003年前只是说说，到了2003年开始是下了文件了。我们南周被划定为“地方媒体”，不能搞外省市的舆论监督。那么，我们怎么搞舆论监督？我们只能做一点网上已曝光，或者别的媒体已经报道过的东西，我们再把它深化一点，做细一点，自己去首挖大案要案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