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有《先锋就是自由》、《从密室到旷野》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2006年，谢有顺被中山大学以特殊人才引进，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导，这一年，他34岁。此时，他来广州已有8年，距他从福建师大毕业已经12年。大学毕业后，谢有顺做自由职业者，也做过报纸编辑，无论何种工作，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文学评论。

　　“最重要的是没有停止过阅读，即便是在最烦恼无力时，你还是觉得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让自己始终保持思索和智者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坐在中大的办公室里，谢有顺对南都记者这样说。7年后的今天，谢有顺早已习惯了大学教授的身份，无论是科研和教学，他都丝毫不输给其他所谓“学院派”的学者。不过，当你面对他时，却又能强烈地感受到某种不同，充满时代感，一种不同于其他沉迷于书斋研究的文学评论家的气质。

　　我从大二开始发表学术论文

　　南都：1990年，你去福建师大上大学，为什么会选择中文系？

　　谢有顺：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是从中等师范学校保送上福建师大的，对我们保送生来说，没有太多专业的选择余地。好像很多保送生选的都是中文系，这可能也跟自己之前对文学、写作存有一份爱好有关吧。

　　南都：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有较多的阅读吧？大学阶段，你的阅读范围是怎样的？

　　谢有顺：刚进大学时，在阅读上我可能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我读的初中是村里办的，没有英语课，没有图书室，也没读过什么文学杂志。到县城读师范后，读过一些《人民文学》和《福建文学》，几乎没有涉猎过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著作，文学的经典作品也读得很少。即便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么著名的歌曲，我也是到了大学校园后才第一次听到，当时还以为是流行歌曲，结果被同学嘲笑一通。

　　从大一开始，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当时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和期刊，特别是那些过刊，使我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又使我进入了当时的文学语境；同时，我还看了大量的思想、哲学著作，比如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当时，我对先锋文学，尤其是先锋小说，对那些带有实验性、现代性的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从大二开始发表学术论文，研究的兴趣就集中在了先锋文学上。

　　南都：一般来说，大学生会倾向于文学创作，比如写诗、写小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写学术文章？

　　谢有顺：其实那时我也写小说，还发表了几篇，但最终还是认为做理论更适合我。我从大二开始发表论文，最早是在《文学自由谈》、《福建文学》、《文艺评论》等刊，后来是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甚至《文学评论》上发表。我大三时写的一篇文章，一万五千字左右，谈先锋长篇小说的，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很多年后，遇见《文学评论》的副主编王保生老师，他还说，我可能是《文学评论》复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我当时就一傻学生，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而且《文学评论》给的稿酬还比别的刊物低，也就没觉得这刊物多重要了。可有一天我去门房领稿费单，碰到我们系主任，他很远就跑过来对我说，祝贺你。我当然不敢问他为什么祝贺我，若干个月之后，我才隐约明白，是因为《文学评论》上那篇文章。当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现在就更难了。

　　南都：当时发表学术文章的稿费如何？

　　谢有顺：记得当时理论刊物的稿酬很低，但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发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收到两百块的稿费，在当时还是挺不错的。我父亲那时给我的生活费是五十块一个月，我经常收到稿费，也经常请同学朋友吃饭。稿费是不规律的，有时候一个月来两三张稿费单，有时候两三个月都没有，搞得我的经济也是有时候阔绰，有时候极其穷酸，甚至吃馒头喝白开水的日子我也有过。回想起来它还是有一种快乐，那时候汇款单是在学校门口的收发室登记，绝大部分人去领的都是家里寄来的生活费，而我则会经常收到北京、沈阳或别的城市寄来的汇款单，那些登记的阿姨都知道这是稿费，而且那时候一两百块稿费好像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在学校，至少在那些阿姨当中我肯定是最有名的学生，因为我是最多稿费单的。

　　我本能地拒斥八股文式的文体

　　南都：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应该说很不容易，回头来看，你觉得为什么你当时写的文章能够被刊物认可？

　　谢有顺：一是得益于我有阅读基础，我对新时期文学，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经验不陌生，这就使得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评论界是同步的；二是当时有一种写作的激情，胆子大，敢作判断，也能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观点；三是我会特别留意别的研究者的风格，自然也就比较早有文体意识，我那时的文章虽然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够，但文辞还比较讲究，早早就脱离了学生腔，文章的辨识度还比较高。直到现在，还常有学生或朋友来给我说，更喜欢我那个时期的文章，这既令我意外，也让我伤感。

　　南都：你当时的文体意识是怎样的？

　　谢有顺：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学术探讨和个人感悟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的文章不是那种枯燥的、炫耀知识的。我更愿意把阅读作品、探讨问题和我个人对生活、生命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我渴望实现与作品、作家在精神层面的对话，这就使得我的文章多了一些感受和精神沉思的成分。同时，我对语言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我本能地拒斥一种八股文式的文体，从题目到行文，我都注意词语的选择，我那时崇尚一种学术论文和思想随笔相结合的写作方式。

　　南都：这种意识从何而来？

　　谢有顺：这可能跟我的阅读有关。我不仅读文学和文学理论，更是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像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的著作，甚至像维特根斯坦那么难啃的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这个思想背景很重要，这样，我读现代派的小说、诗歌，对那种以反叛、探索和先锋为标志的思潮，内心就有呼应。

　　正是通过这些思想性著作的阅读，我发现，大学者和思想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并非僵化、枯燥的，而是有很多个人生命的投入，表达上也往往独树一帜。这当然都影响着我。到现在我指导学生，都不赞成他们只读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书，反而鼓励他们要多读历史、思想和哲学著作。如果一个人没有思想，面对世界，或者面对一个问题，他的思索就没有穿透力，尤其是没有那种精神穿透力，学问也自然做不好，做不深。

　　南都：在福建师大时，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老师？

　　谢有顺：有不少，但现在最著名的就是我和孙绍振教授的关系了。我在学术研究的血缘上，和孙老师未必是最近的，但耳濡目染，自然受他的影响很大。他的视野、气魄，还有他所带动的文学资源，对我个人的成长、写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王光明、颜纯钧、谢宗贵、刘泓等老师也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鼓励。

　　坚持理想需要有一些动力

　　南都：最开始写学术文章，你的关注点和切入点是怎样的？

　　谢有顺：1992年，我第一篇关于先锋小说的文章发表在《福建文学》上，当时关注的是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那时，我一方面关注先锋小说家的新作，另一方面对先锋小说的转型，也比较早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以余华的《活着》为节点，很多先锋作家从之前的热衷于形式探索，到重回讲故事的路子，这里面蕴含的问题，我及时地做过探讨。

　　1993年我还写文章指出，先锋小说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早期普遍有一种消解故事、解构人物、削平深度的倾向。但随着某种先锋性的萎缩，故事的讲述、人物的命运又成了一个叙事的中心问题，如何在作品中重建一种精神深度，这是先锋小说家要思考和回答的。这个角度，在当时也还是有新意的。这些文章几乎都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这个杂志一直是很重要的。

　　南都：从大学开始你就在理论刊物发表论文，那么，是不是从那时开始你就选择了以后要走文学评论这条路？

　　谢有顺：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只是，那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都发表在比较重要的刊物上，为此，我还用自己的稿费供自己读完了大学，这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也在阅读、写作、发表的惯性里获得了一种乐趣，思维的乐趣。为了维持这种兴趣，我在当时甚至放弃了正式分配。我是定向生，按规定要我回县城教书，但我觉得回去就意味着写作的中断。于是，我后来选择了在福州一家杂志社打工，一个叫“电影之友”的杂志社，小开本的杂志，没有回县里去。直到1998年来到广东，我一直是自由职业者。

　　南都：在当时放弃分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谢有顺：这里倒没有勇敢和理想主义的成分，我完全是被迫的。那时候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渴望稳定，但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你无法稳定，无从选择，所以只能接受这种现实。记得当时在杂志社的工资非常少，每个月就几百块，生活还得靠自己的稿费来维持。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写作是高尚的，但在我，写作还为了活着，尤其是我还有农村父母要照顾，需要钱。现在看来，写作，赚稿费，这些其实并不庸俗，里面自有一种叫人奋进的动力。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坚持一种理想，是需要有一些动力的。这期间，我也感谢一些作家、编辑朋友，他们给我寄书，约我写稿，客观上也使我一直生活在文学现场之中，没有远离文学。

　　南都：看你这时期的文章，似乎内向思索进一步加深了，更关注一些本源性的问题了。

　　谢有顺：那段时间，我完全不按照文学研究界惯有的谱系来读书了，我读了大量的哲学、神学、宗教、历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往后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从报社到大学

　　南都：1998年以后，你到广州进入报社工作，这种全职的编辑工作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影响吗？

　　谢有顺：到广州出于偶然，但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一抉择。报社的工作于我也很重要，一是有了稳定感，二是还在和文字打交道，继续写作就有了可能。不过，在报社工作，也有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它很容易损耗一个人对写作的热情，让你失去对文字的敬畏感，看过即扔，你会觉得文字很虚无。但我始终将工作和兴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种负面影响对我影响不大。其实，在报社工作也有好处，它一方面使我对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另一方面也使我养成了一种文字洁癖，这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够更准确，可能跟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