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是一个小说家，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名从技校毕业的学生，19岁开始就在苏州、上海、重庆等地辗转打工。他做过钳工、维修电工、值班电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职员、电脑设计、小贩、电台播音员、摄像师、广告文案等。

路内自嘲是中国文学新生代里文凭最低的一位，复杂的阅历使他的书写充满各种繁复的情节，将时代感极为浓烈地融入到故事当中。当然，草根出身的他也使字里行间荡漾着一种俗艳，或者说是“下半身”写作的调性。写的是70年代孩子的成长故事，因为可以准确捕捉到那个时代的背景和细节。

路内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发表控”，包括他之前的《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最早都发表于《收获》杂志。这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发生于一个叫“戴城”的江南小镇，前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路小路”的男孩子，在工厂混日子，泡妞、打架、无所事事，可是正是这样的小人物亦有他的青春和不羁的岁月，市场经济下的青春与爱情暗沉压抑，可是路内却在叙事中绽放出多层色彩；后者则是同一题材的延伸与群像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无知无畏的一帮少年如何在那个刚刚复苏、万象更新的年代里演化。

他最新的小说《花街往事》则又是一番个人史演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讲述，一条小街上各种人物的命运的穿插交织，场景开阔，意象绵密，叙述角度多变，让读者的阅读也充满了奇趣和波澜。

如今，路内的小说马上要拍成电影，可是说到70后这一“中间代”写作的艰辛，他不免有一些无奈和困惑。从草根打工仔到被誉为“70年代最好的作家之一”的他，确实在文学的路上越走越远，即使书的销量不及80后、90后，但已经值得读者为其鼓掌喝彩，毕竟，只有历经沧桑的人，才真正拥有发言权。

问：除了写作，你从事过的工作中哪一样是你颇为中意的？

答：大部分工作都比较中意，不是我挑老板，是老板挑我。现在也是这样，当作家是读者挑我。过去从事的工作中我最想重复一次的是看仓库吧，去各个城市的仓库待几个月，再换地方，如此循环。我在那段时间有太多的奇遇。

问：在最初生活的颠簸中，你是如何最终找到定位的？

答：没有什么定位，我是在广告公司才知道什么叫定位，于是就定位了自己。但我知道这东西是骗局，它为买方市场而存在，属于成功学。我对所有的个人定位都抱有怀疑。

问：《花街往事》采用了既可单独成短篇小说，又可组合成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既可第一人称又可第二人称的叙事形式，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答：最初是一个连贯的长篇小说，写到半程的时候我觉得它平铺着，贴着那个过去的时代，幽默和伤感都有一种调情味道，这不对。我设想是应该拉开距离。所以变换视角是一个实际的技术手段，它自然也就被拆分成相对独立的故事。《胖姑结婚》这一篇，是写完以后另加的，我很喜欢胖姑这个人，希望她有个好下场。这是我第一次为小说人物的命运做一点额外补偿。如果它是个连贯的长篇，就不可能另加内容了，很多局部的、微小的东西也难以呈现。

问：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苏童对你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比如他笔下的“香椿街”，可能就是你笔下的“蔷薇街”，你们都试图从小城镇和少年的生活去揭开这个世界的秘密？

答：稍稍纠正一下，你管“戴城”叫小城镇可能有误，《花街往事》中的戴城是个正经的地级市，但我这么写出来，有点模糊，它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城镇都近似，有一种共性。苏童是我很敬佩的作家，以前我一直觉得他写的是江南小城里的少年，很纯正的写法。现在年纪大了，我逐渐觉得他是在写他的神，万物有灵的感觉。假如要我定义《花街往事》，我也会说，这是我要书写的诸神，他们暂住在某个时代，暂借了人间的秘语。

问：你的“追随三部曲”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缘由是什么？

答：2006年写《少年巴比伦》，2007年写《追随她的旅程》，这是前两部。往后就不再写了，一直到去年才动手写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不久就会出版。这里有一些偶然因素，起初没打算写“三部曲”这么强劲的东西，等到前两部写完了，我放出大话要写第三部，也蛮虚荣的。故事早就有了。它的好处是我可以用同一风格贯穿之，而不必担心别人骂我重复自我。最后它形成了一个七十万字的超长文本，那个质感很庞大，很雄辩。

问：在你创作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赏识你的伯乐？

答：很多，是不是要我一个个报出来呀？可以的。文学刊物有《收获》《人民文学》《鲤》等，前辈作家我想应该有王安忆、陈村、毕飞宇、傅惟慈等老师，但我也不好意思去求证他们是否赏识我。他们都给予过我很多帮助，教会了我怎么当“作家”。

问：《少年巴比伦》中的路小路和《花街往事》中的小出是不是都有你自己的影子？在你眼中，70年代出生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普遍有哪些特征？

答：同代人不好评价。人受两个东西的影响会很大，第一是童年阴影，第二是职业习惯。70后的童年，放在今天，几乎都是问题孩子。但这代人也都这么过来了。他们无不带有过去时代的影子，但姿态各异，顺从背离皆有。我想这是唯一的共性吧，也很有意思。我不太敢说小说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也许是倒过来，我有他们的影子。

问：写作时，你是期望得到更多的共鸣还是深陷其中、一吐为快？

答：按我自己要求把小说写到位。写长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种状态都会出现。

问：像徐则臣一些70后作家如今都在勤恳创作，书写逝去的时光、成长的岁月，可是市场反响却远不及“80后”，你认为“70后”“低谷一代”的写作存有哪些被外界误解的地方？

答：以前我还觉得这代作家不算很尴尬，我见过的很多写作者都不为人所知，各个年份都有。现在倒有点迷惑了，70后作家中最出挑的一批，境况确实不太好。也许他们(或者说我们)应该被更多地误解，就会有市场反响了。

问：60年代在你书中成了各种帮派争斗、人物关系复杂，既荒诞又有趣的场面，而70、80年代，却充满了温情和无奈，你是如何在创作中把握和理解这种时代感的？

答：《花街往事》这本书里，只取了60年代的一个片段，很难说是全面的。它有一种传奇故事的色彩，我这么写武斗，不如说是写一个冒险故事。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们的意识形态非常薄弱了，当事人都像是经历了一场冒险。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甚至可以带点猎奇地去听故事。这才是它的荒诞本质。至于80年代，有我们很多未被追讨回来的东西，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身，我只能在写作中一点一点触摸到它的纹理，不敢说是全局把握。

问：你的语言坦诚、赤裸，叙事节奏十分密集，各种细节喷薄而出，这是你时刻留意生活的结果，还是创作中源源不断的灵感？

答：我在生活中是个精神涣散的人，只有有效的细节才会让我记住，现在也不常出门，有效细节就更少了。得坐在电脑前面，进入写作状态才能有想法。叙事语言方面应该有更多可能性，也许就写一部很节制的小说了。

问：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经常会笔涩技穷，你是如何做到让整个叙事容光焕发，催生出一股创作(阅读)的快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