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作家写作的姿势，并非坐着一种，据说美国作家海明威为了使作品的文字更简洁，总是站着写作，并且有时做金鸡独立状。俄国作家涅克拉索夫为了舒坦，总是躺在地板上写作。与他有同样习惯的还有卡波特，这位海明威的老乡自称是一个“完全平面的作家”，说是他要不躺下，就什么也写不出来。

无论是坐着写、站着写，还是躺着写，都只不过是一种写作的姿势，与作家的精神、思维和写作视角无关。本文所说的“跪着写”，则是用来比喻一种写作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写作视角。可以说，当今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不少是作家、剧作家“跪着写”的产物。

皇权专制社会虽然已结束近百年，但当今许多文人，骨子里仍对皇帝与皇权无限崇拜，这种崇拜心理，使他们在写皇帝书或皇帝戏时，精神上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而写作的视角，自然也就如从谷底仰望高山。怀着这种精神状态，以这种视角来写皇帝，自然是极尽赞美讴歌之能事，不敢有半点批判意识，而其作品中的皇帝们，也就个个英明伟大。问鼎天下，他们当然都是雄才大略；治理国家，他们无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所爱的女人，他们情真意浓，对其千般呵护，万般恩爱，甚至忠贞不渝。对于臣僚的功过，他们赏罚分明；对于将帅的辛劳，他们关怀备至。对于百姓的疾苦，他们更是时系于心，一有奏闻，便心焦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至于那不辞劳苦、历尽险阻的微服私访，在远离京城的地方普施恩泽，使贪官恶吏得到惩治，使百姓的沉冤得以昭雪，苦难得以解脱，更是可歌可赞，感人至深。总而言之，他们是正义的代表，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间一切智慧和美德的结晶。而争夺皇位的骨肉相残，扩张版图的血腥杀伐，宫廷生活的荒淫奢侈，对臣民的随意屠戮等等，“跪着写”的作家、剧作家们皆为尊者隐去，即使有所表现，也是为了证明他们超凡的谋略、丰伟的功绩……

达利作品Illumined Pleasures

“跪着写”所产生的效果，是使众多对历史所知甚少的读者观众，觉得皇帝，只有皇帝，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只有皇帝统治下的百姓才是最幸福的人民。是那场以牺牲千百万生灵为代价的推翻帝制的革命，使这些可爱的人绝了种，使幸福的人民无福再沐浴浩荡的皇恩，真是千古憾事！

这些作家、剧作家们不但写古代的皇帝，也写现当代的伟人。但他们在写这些伟人时，却远不如古代的皇帝丰满生动，他们的感情纠葛、私人生活，无人敢于涉及，他们没有癖好，更无缺点，行动与说话也往往僵硬呆板，毫无生动有趣可言。总之大多是些没有血肉的形象，没有性格的完人，用小说创作的行话来说，他们至多是些“扁平人物”。在小说，特别是在影视剧中，他们的存在，只是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和图解概念的作用。由于这样的传记类作品太多，反而使有些精神上挺立的外国人趁虚而入，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伟人的传记，大多出自老外手笔，便是明证。

作家莫言曾说：“我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我想其意大概是说，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要居高临下，俯视他笔下的人物，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解剖和分析，透过种种伪饰，从人性的角度洞察其本质，而后方可塑造出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的形象。而我认为，作家写作时作为“皇帝”似还不够，其实更应该是“上帝”，如此方可在写皇帝或伟人时，不至于丧失解剖和洞察的能力。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写作时是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笔下的人物的，一是司马迁，一是蔡东藩。看看《史记》中对流氓皇帝刘邦某些言行的描写，再看看《历代通俗演义》中用于皇帝们的调侃揶揄的笔调，就可看出两人精神的脊梁挺得很直，隐藏于两部巨著背后的，是作者伟大的人格和上帝般俯瞰尘世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和蔡东藩笔下的刘邦和众皇帝们才鲜活生动，真实可信，让读者感到他们虽然黄袍加身，位尊九五，但都是一些行走于尘世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高居云端形同偶像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