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久以来》中有很多的留白，譬如欣慰如何从判处7年有期徒刑转而变为枪决，譬如第八章没有小标题，这是您的刻意留白。为何这样处理？背后应该有更深的意味。

叶兆言：对于我而言，欣慰为什么会被枪毙并不重要，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就这样死去了。但让人恐慌的事情是，你会突然以荒诞的方式去想一个问题。小说里我特别写到了这一点，有人告诉春兰，要被枪毙的那个人就是她认识的那个人，春兰惊慌失措，她想“如果我去看布告栏，上面有欣慰的名字，她就被枪毙了，如果没有欣慰的名字，她就活了”，春兰的这一眼结果就变得特别重要，似乎这一眼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死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感觉只有在一个无助、荒诞的时代才可能出现。所以对于我而言，重要的事情不是欣慰被枪毙的理由，将所有的细节写出来并没有什么意思，如果那样去写就是一个纪实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我对这样的写实没有兴趣，因为那样是对故事真正意义的一种转移。我认为最惨痛的是一个人不为什么理由就死去了，它根本就不符合什么逻辑。

另外，我也相信，留的空白多一点，可能读者能够感觉的东西更多，他们有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像画了很多没有尽头的线一样，你如果顺着这条线探寻，你会获得很多很多。

记者：您对传统叙事技法的挑战，和小说中刻意为之的留白，是您对小说技法的要求。您曾多次谈到小说技法与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怎么写”是您写作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叶兆言：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写什么永远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因此怎么写才特别重要。伤痕小说、反腐小说、现代派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等等的概念，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怎么写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包括世界作家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写出好的作品。对于读者而言，你说什么并不重要。今天的读者很忙，很多读者根本就不读你的作品，当代小说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是为那些愿意阅读你作品的人写作。所以作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你不写就怎么了，别人不读又怎么了。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能写，能让你写，写了还能发表，还能出书，就是天大的幸福。说白了，不是这个时代需要你去写作，不是这个时代缺不了你，你真不写也没什么大不了，你写作，是因为你需要，是因为你热爱，是因为你只能玩这个。

3“我极力写每一部小说，就像运动员一样，每一场球都想打赢”

“就像一个漫长的NBA赛季”，这是叶兆言对自己写作的一种描述。这赛季一打就是三十多年，他坦言自己“每一场球都全力以赴”。但他也会有胆怯的时候，他对朋友说：“我一直是个不自信的人，我总有一种担心，怕我的东西别人读不下去，怕别人觉得不好看。”但这也恰恰就是真实的叶兆言，“我极力写每一部小说，就像运动员一样，每一场球都想打赢。我不会向别人说这是我的力作，我只是会不断问自己，这篇小说你是否全力以赴了，你是否没有放弃。作为作者，我只是想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认输的心态和自己的技艺。”

对于打完的那场“球赛”，叶兆言说，打完也就打完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而言，他真正在意的是他正在写的东西。对于已经写完的东西，其实也就写完了，只能默默为它祝福，希望看它的人能够多一点。对于我而言，正在写的东西最有趣，没有写的东西更能迷惑人。作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就是贪得无厌，他就想多写一点。”

记者：小说里第二章的开头两部分是对“我”写这部小说状态的描述，我愿意将它想象成您写《很久以来》的真实再现。您也曾说写作对于您而言“就像一个漫长的NBA赛季”，每天早上都会写作，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

叶兆言：小说里的“我”确实是我真实写作状态的一种再现。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活得很枯燥的人，也不擅交际。我很羡慕国外的一些大作家成名以后可以不在乎一切，他们可以拒绝很多。在我内心深处，我也想拒绝很多事情，但有时也还是不能免俗地接受采访，这在我是一种尴尬，我内心其实很排斥这个。小说中也描写了这样的细节，“我”的形象和我本人是相符的。

我现在的状态是勤奋依然，努力是必须的，但产量并没有那么高，上一部长篇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三年能出一部长篇，七八年能出两个长篇，对我而言就是一件太幸运的事了。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只要有可能，我就每天坚持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又能干什么呢？

记者：第二章第二部分您写到一个读者的提问：你为什么要躲在书斋，回避残酷的社会现实。相信这个提问是您写作真实遇到的提问，我想这样的提问可能源自于您的小说题材看起来大多“在过去”，似乎与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切近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

叶兆言：小说中“我”调侃了一句：我经常被谴责没出息，躲在书斋里写写秦淮河边的妓女。其实我的小说还真没怎么写过什么秦淮河边的妓女，我倒是写过几篇比较长的散文，谈到了秦淮八艳的意义。秦淮八艳的意义也就是《桃花扇》的意义，我们说这些妓女，说柳如是和李香君，并不是对她们的卖淫有兴趣，要再现她们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探讨一个让知识分子会感到尴尬的话题，在亡国的现实面前，她们比我们那些光会说漂亮话的知识分子更有骨气、更讲究“义”。因此，秦淮八艳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沉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陈寅恪会那么认真地写《柳如是别传》的原因所在。

至于说我是躲在书斋里，这个我认为，小说就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写出来的，不这样你又怎么写得出来呢？

熟悉我小说的人，当然知道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写的现实题材。因此，我没必要去强调自己没有回避现实。有些话多说没有意义，你没有必要像祥林嫂那样喊冤，到处去跟别人解释，说我写现实了，我写了。很可能这只是一种机缘，别人正好看到了你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可能那些作品会有更多人关注。事实上我的小说大约百分之七十写的都是现实生活，只有百分之三十写的是历史，也许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三十被别人注意到了，造成了那样一种既定的印象。因此，当听到这样的提问时，我要做的可能不是反驳和辩解，而是要问问自己，你的现实题材小说是不是写得还不够好。

《很久以来》后记(节选)

叶兆言

1971年盛夏某一天，父母从外面开会回来，神色十分凝重。我们家向来吃饭热闹，那天却一声不吭，就听见碗筷在空气中碰撞，大口大口的咀嚼，气氛让人觉得很奇怪。终于父亲开口，说李香芝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话音刚落，母亲非常紧张，也许怕儿子知道不好，她瞪了父亲一眼。过了一会，父亲忍不住又嘀咕：“没想到真的会被枪毙。”

李香芝是父母熟人中唯一被枪毙的一位，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不稀罕，然而，如果这人碰巧是你的熟人，是你身边曾经相处过的某个大活人，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接下来，他们躲进卧房议论，很显然不想让儿子知道在说什么。作为文艺工作者，我父母的出身和李香芝背景相似，都是1949年前参军，都是文工团员，都是差不多时期参加共产党。他们万分震动极度恐慌，在后来的岁月提到李香芝，忍不住要问一声为什么，都以为很了解她，觉得她比自己更进步更革命，可是突然发现，其实一点都不明白这个女人。

李香芝的故事始终是个谜，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李香芝被枪毙，我已经十四岁。

大约也是在这段时期，有位靠边站的省委副书记像隐居的陶渊明一样，经常溜达到我们家来借书，借阅世界文学名著，他住的地方不远，一借就是一大包书。每次来都会与父亲说阅读体会，聊聊天，讲讲自己的被隔离审查。说那些年轻的造反派折磨人，一点不比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差劲。有一次说着说着，他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这给我留下了非常奇怪的印象，不明白一把年纪的他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