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湖北黄冈人，作家、《芳草》杂志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著有《圣天门口》、《天行者》等11部长篇小说和20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老祖宗的看家本领需要重温

重庆青年报：去书店买《蟠虺》，找书的时候居然没有人知道我说的书名，的确是让大家有些为难，为什么会取这么特别的名字？

刘醒龙：这两个字是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贯穿数千年历史的一种象征。从2013年春节之后动笔，到2014年元月脱稿，前后花费十几个月。与我的其他作品的名字改来改去不一样，《蟠虺》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在流行语横行的当下，老祖宗留下的看家本领，还是需要我们不时地重温一番。

重庆青年报：相比以前的乡土抒写，突然之间推出带有都市色彩的悬疑作品，从乡土小人物转移到官场大人物，是对写作有了更为开放的理解和尝试？还是对您说的“伪文化”的发声？是否还有对既有读者群的挑战？

刘醒龙：没有挑战的阅读是伪阅读，这样的阅读是无效的。我相信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会更喜欢《蟠虺》，至少他们能从这部作品中发现，那个叫刘醒龙的家伙，还能写出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东西，而不是拾自己牙慧，没完没了地重复可怜的三板斧。

在我自己这里，已经放弃对有些同行作品的阅读，想想自己曾经是那样喜欢，问题出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相同“喜欢”，终于让人倒胃口了。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这也是谋杀一名忠实读者的最无耻的方法。

重庆青年报：这种挑战是否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包括书名在内的生僻字举不胜举，还有陌生的青铜器知识，普及常识似乎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目的？

刘醒龙：面对新的写作，从来不会没有难度。《蟠虺》的难度明显摆在那里，仅是书中小学生楚楚用来刁难成人的那三十个与青铜重器相关的汉字，能认识一半就不容易了。况且还将考古界自身都没有结论的重大悬疑贯穿始终，这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的使命之一便是为思想与技术都不能解决的困顿引领一条情怀之路。

依着人性的底层行走

重庆青年报：您之前的作品惯于关注底层民众的人性，但《蟠虺》不是这一类型，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刘醒龙：《蟠虺》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却是依着人性的底层行走。书中那些曾经渴望成为“院士”，且几乎可以成为“院士”的顶级青铜重器研究者，最终视“院士”为“鼻屎”，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所谓的大知识分子，在人性光辉下，与天下人殊途同归。

重庆青年报：把一件陌生的国宝叙述成篇，并寄寓诸多关于楚文化的思考，是否也是有特别的机缘？

刘醒龙：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2003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赫然发现原来还有展示在博物馆中也未被人识得的国宝中的国宝。那一刻，心里就有了某种类似小说元素的灵感，之后就一直将曾侯乙尊盘藏在心头。因为博物馆就在家的附近，每隔一阵总会去寂寞的曾侯乙尊盘面前怀想一番。

最终促成《蟠虺》是近几年伪文化的盛行，而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当今时代，势利者与有势力者同流合污，以文化的名义集合到一起，不是要为蛟或者为龙，其蛇蝎之心唯有将个人私利最大化，而在文化安全背后还隐藏着国家安全的极大问题。对青铜重器辨伪也是对人心邪恶之辨，对政商奸佞之辨。

重庆青年报：初看以为您接受这个主题写作时多少带有一点完成政治任务的意味，后来发现您在行文中并没有给谁面子，还利用很多巧合呈现了学术腐败乃至权斗……

刘醒龙：对作家来说，巧合是灵感的一种来源，是人生之所以美好的重要因素。有些事情之巧，真的让人无法理解，《蟠虺》中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龙王庙溺亡那位，确有其人其事，过程就是如此，因为太真实，才让人在难以置信中体味出难以言说的人生意味。

写作时，自己也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地名为何要老早给我留下这绝妙的小说素材，这样的巧合让人兴奋，也让人无奈。有一阵，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中就曾盛传和氏璧在某个地方再现了，还有传言说谁是20世纪的楚庄王之类的。说者未必无心，听者未必有意，到头来这些都成了天赐的小说元素。

《水浒传》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诸如此类的历史巧合，总是包含在历史进程的必然当中。对作家来说，需要做的事情是将真实生活的巧合，关进叙述艺术的笼子里，不使它太过汪洋恣肆。

暗示能够变成某种神秘力量

重庆青年报：开篇即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的悖论切开文本，您在这件文物身上寄寓了楚文化的哪些内容和社会观照？

刘醒龙：春秋小国随，作为春秋强豪楚的弱邻，虽然受尽欺凌，每当楚国出现危难，都坚守自己人伦底线，以四两之力拨动千斤，救楚国于绝境。楚国用青铜铸造战争机器，随国用青铜铸造国之重器，千年之后，历史选择的是后者。殷商时期的青铜工匠都是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在制作青铜重器时，也将浩然之气融入其中。所以，观赏青铜重器，不仅能体味雄伟的崇高，还能觉察无情的批判。

小说人物马跃之所谓的“与青铜重器打交道的人，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排良知”，青铜大盗与青铜重器仿制天才老三口，在狱中彻悟之后所说的“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为之”等话语，是对青铜重器品质的很好诠释。老三口说的这话，不仅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愧，百无禁忌”，大德与无愧，都是对社会伦理的表述。

重庆青年报：您在《蟠虺》中写道：“作为青铜重器中极品的曾侯乙尊盘，是王者用来盛酒和温酒的一套器皿，其存在的意义当视为国宝中的国宝。”您还告诉读者，当年曾侯乙尊盘刚刚出土时冒出过的那股紫烟，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所谓紫气东来云云，都强有力地证明，曾侯乙尊盘是被一些人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您这样写的意义何在？

刘醒龙：小说中马跃之与曾本之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马跃之说：‘你是担心他们会将曾侯乙尊盘当作祥瑞之物，奉献给那些有着狼子野心的人？’曾本之说：‘正是这样。所谓祥瑞只是一种文化暗示，但是很多时候，暗示是能够变成某种神秘力量的。’”

还有那位老省长（小说中人物）不遗余力地推动青铜重器学会的成立，并且毫不遮掩地告诉郑雄（小说中人物）：“任何文物，如果不转化为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宝。你懂我的意思吗？”其中意思不言自明，相信读者们也会领悟。

“人的问题”影响楚文化的继承

重庆青年报：《蟠虺》中说：“但凡当官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就像昨天下午的会上，郑雄恭维庄省长是21世纪的楚庄王，就是一种伪娘。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此类黑色幽默与横空穿越文中比比皆是……

刘醒龙：小说的力量是与其趣味相关联的，一旦失去趣味，剩下来的枯燥，哪怕再肃然也无法令人起敬。或者是相反，那些索然无味的词藻只会使人觉得华而不实。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也是能够“杀人”的小说魅力之一。

重庆青年报：湖北对楚文化的继承，相对于川陕湘等地方对本土文化的发扬，似乎诠释得还不够，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醒龙：万事都有根由，湖北本土文化不是没有人诠释，也不是没有权威的诠释，关键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是在某种类似文化腐败的背景下，行对文化作伪之实，落时代之伍就是必然的了。

重庆青年报：武汉自古以来就是商埠，塑造了武汉人的小市民意识，说白了就是有些世俗。然而，在新作中为什么要坚持保留真实地址真实名字？

刘醒龙：这些没有丝毫虚构，全是真实的，还有小说中一再提及的老鼠尾，更是东湖景区最美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在我家附近，因为单行线的缘故，只要出门就得经过翠柳街或者黄鹂路，再走远一点，便到了白鹭街。写作之初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想法，有天夜里都熄灯睡觉了，却突发奇想，便重新爬起来，拿起便笺将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记下来，一边写一边笑。夫人很好奇，听我说过后，她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这也应了那句老话，艺术无所不在，就看谁有灵感。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冯建龙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