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先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我们的苟且》、《抓痒》、《移民》，随笔集《真日本》等，几乎每部都有被禁的经历。

曾五度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获“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其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日本《Iripu-su》杂志称其为“中国的太宰治”。

陈希我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文坛的局气，关于他的讨论，往往最终陷入“异己”、“性作家”、“变态”、“新先锋”等标签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直指“他应该是精神意义上的先锋，形式意义上的另类”。所以他疼，坚持写疼，“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

陈希我觉得，被现实所激荡，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是危险的，但不被刺激起来就是麻木。他选择了不麻木。以致“后来作品终于好发表了，人家还追着要，我也努力写，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中国人觉得一切都要好起来了，只要我们奋斗。但再之后，又是被毙稿，而且几乎是每一部”。

世俗逻辑外还有逻辑

陈希我的爷爷年轻时在英国人船上当水手，兼职医生。船上有人病了，他拿药给病人吃，不见好就拿毒药毒死以防传染全船。一次爷爷遭遇海难，靠抱着漂浮物捡回一条命，从此再也没出海，并严禁后人碰水。后来他的子孙们纷纷出国，成了移民家族。1989年，陈希我也东渡日本，后写就被禁的《移民》。

重庆青年报：读您的新作《我疼》的时候，我想起李敬泽先生评价您的“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那句话。书中您借主人公“我”之口喊出了：你们不懂得疼。这是否也体现了读者与您本人在关切生活上的差异？

陈希我：关于我的作品，常听到的评价是尖锐、深刻、黑暗、变态，但实际上我的写作是理想主义写作。我写死，但这死是对生的超脱，是对世俗的抗争；我写性，绝不是肉欲；我写变态，比如《抓痒》，但这对夫妻在婚姻生活危机之时，他们没有像现在许多人那样婚外恋，而是换个面目回到婚姻上来，这是对爱的坚守。

《我疼》中女主人公说“你们不懂得疼”，是在她吸毒之后，一个被疼痛如影随形纠缠的人领略到了快乐，她这话是带着自得乃至自我怜悯的，因为我疼，所以我有了快乐，而你们这些庸人怎么能了解？

重庆青年报：您曾说您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与世界接触中完成的。是它造就了您的写作带有日本作家的灰色“边缘人”、距离感的影子？

陈希我：当年去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看到了世界。一方面是日本本身对我有影响，另一方面是通过日本，得以了解世界，包括通过考察日本这个东方国家来认识世界，这几乎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路数。日本人对文学乃至艺术的理解比我们深入，文学写的不是世俗逻辑，文学是告诉人们世俗逻辑之后还有一个逻辑。

重庆青年报：那么，建立在这种教化之上的抒写，是否也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感？

陈希我：文学必须跟现实保持距离，但这距离不是逃避，而是以文学的角度切入。小说写作不同于其他写作，比如鲁迅，当他写小说散文时，他是文学作家，但当他写杂文时，他不是文学作家，这时候他观点鲜明、逻辑雄辩、是非分明，但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却是彷徨的、苦闷的，甚至价值观是暧昧的，这时候他表达的是他个人的体验和立场。

仿佛只有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在一篇《退稿记》中，陈希我回忆：《放逐，放逐》被毙时，自己正准备吃螃蟹，很大很结实的蟹。刚把蟹壳开了，电话响了，告诉我稿子被毙了。这简直就是噩耗。有人会觉得我大词小用，但于我，就是噩耗，以致许多年后我自己当上编辑，告诉对方毙稿，我都觉得在杀人。至今，陈希我的每一本书，几乎都是“红彤彤的螃蟹”。

重庆青年报：所以，您把个人之疼放大到社会之疼，然后社会不堪重负，或者说把社会之疼压缩到个体身上，然后暴露出人性之恶，最后，它们成为您作品被禁的主要原因？

陈希我：文学写的就是个人，个人具有放射性，但它绝对不是批判社会的檄文。之所以不是檄文，是因为它是柔软的，某种程度这柔软来源于人性。但因为人性人皆有之，因此它指涉更广，包括检察官都有，所以更让人受不了。据我所知，禁我作品却又暗中在看我作品的大有人在。

重庆青年报：对于作品被禁，除了有困惑和无奈，是否也能从这种现实境遇中得到体认和窃喜，您似乎很享受这种抗拒？

陈希我：写作来源于“潜意识”表达的需求，当表达受到阻滞时，就会产生更强烈的“心力”，很痛苦但确实也充满了快意。有人曾经劝我移民国外，那里可以自由写作，但一个作家一旦离开他的“场”，写作生命就衰竭了。作为普通人，即使我写作时我仍然具有普通人的欲求，比如发言自由，但我的作品不这么想，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去表达，就是“它不安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只有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文学应该躲避完美人格

2008年，陈希我的涉性作品《冒犯书》冒犯了相关部门。后由台湾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繁体版，被福州海关以淫秽书籍为由扣留，并举行了听证会。在当日的听证会上，陈希我强调：“我写的是文学艺术作品，是严肃地对生活的困境提出质疑，不能以黄色淫秽论处。”他认为这些裸露类似于手术台上的裸露，是文学病理学意义上的裸露。可结果还是被禁。

重庆青年报：《又见小芳》是源自您的泡妞经历？在您的作品中经常写到医院、医生、药，好像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病？

陈希我：我没有泡过妞，也讨厌“泡”这种做法。再说《又见小芳》的根本意图不是写泡，而是写非泡。如果它是写泡妞，那就没价值了。至于病，文学写的就是病，文学应该躲避完美人格，塑造完美人格是政治家宗教家的事业，跟作家无关。

重庆青年报：有评论说，您把自己当成上帝，把大家当作蝼蚁般的存在，是您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希我：写作者如果没有上帝的感觉，他就不必写了；但他又确实不是上帝，从文学角度说，这并没什么可遗憾的，正因为这种拉扯，造就了好的文学作品。必须说明的是，我俯视众生，我本人也是众生，我看到了蝼蚁，我本身也是一只蝼蚁，这样，奇妙的镜像就产生了。几乎任何好的作品都必须达到这种镜像效果。

重庆青年报：您觉得张扬对性的描述尺度，与对社会的解剖方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否认性的文学意义，是否就是否认人性的初源？

陈希我：性不仅是初始人性，还是人性最隐秘的部分。认识这点非常重要，也是我的作品跟许多写性的作品不同的地方。文学要揭开的就是性遮蔽。但这性又不只是性，它是象征。我小说中所有的性都是象征，也就是说，它具有更广阔的指涉。

不是病人和穷人不会想上帝

“都说作品是作家的儿子，但到了这儿子死时，你才知道文学只是个屁。”陈希我曾经如此总结作品被禁的无奈，他坦陈自己一直没找到好的情绪宣泄方式。“还是得有个实实在在的儿子，至少在当今中国，作家不生孩子，就好像女人不生孩子一样，到头来是要后悔的。一次一次被毙稿，一次一次知道谁才是儿子。”面对中国写作环境的恶劣和现实生活的无奈，陈希我正在写下一部作品，取名《救赎之爹》，不知是否针对那些“死去的儿子”。

重庆青年报：您在当编辑的时候就体会到体制外的写作者比体制内的更没有下限，那您对当下的文坛“歌德派”怎么看？

陈希我：“歌德派”这个称呼现在好像不用了，它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因为要否定“文学干预生活”而出现的。当时思想还不怎么开放，可以理解。现在谁都明白文学可以也应该干预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摇尾巴求奶吃。体制内的吃着奶，体制外的也想吃奶，因为在体制外不容易吃到，也因为他们更饿，所以会更无下限。

重庆青年报：《上邪》中写到了两个诗人：老枪和叶赛宁。老枪是个转业诗人，他不是叶赛宁那样的异数，所以他活得很滋润，在您看来，他是不是就是没下限的那种？这是对现实的颂扬，还是对理想的贬损？

陈希我：老枪作为诗人，似乎并没有到没下限的地步。他还与叶赛宁为友，只不过叶赛宁的光照着他，他显得黑暗些，但也不是完全的黑暗，要是那样，那是我的败笔。我不会利用人物颂扬或者贬损现实，“人人都在苦熬”。

重庆青年报：评论家白烨希望看到您超越“疼痛”，能有更丰富的视野。你有啥打算？顺便讲讲您目前的生活状态。

陈希我：我在写一部小说，关于救赎，叫《救赎之爹》，探寻中国人的救赎之路。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很乱，身体不好了，钱还没赚到，家里需要很多钱。

所以我常想起上帝，不是病人和穷人是不会想上帝的，上帝也不会见他。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冯建龙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