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市井人生，上海百姓所熟悉的生活样貌是否还有其它可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作家程小莹就曾以书写工厂生活的 《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一作成名。

时隔整整三十年，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 《女红》，以上世纪90年代上海纺织业的转型为背景，在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中，讲述纺织工人面对命运分叉口的悲欢离合。

作为上海曾经的第一支柱产业，纺织业不仅拥有几十万工人群体，更在无形中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某些气质———晨曦中有人匆匆去赶厂车上班，有人则结束了一夜疲惫的工作回家，携着围兜，夹着帽子，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他们所属于的行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的人生与工厂密不可分，并随之形成了一种规律，似乎人生就是这样稳定和漫长，在琐碎的点滴中慢慢滑向终点。然而这样看似稳固的人生，却在产业更迭的大背景中分崩离析。

“现在描述上海，总喜欢写外滩、写淮海路，其实大多数城市生活并不在这里，而在人们生活、工作的现场。”程小莹说。在他笔下，即使是工人作家，并非就要围绕着高、大、全的工作形象、围绕传统工业题材来书写，而应当具有自己对于产业和时代的整体判断，才能找到适合的落脚点。“这一拥有几十万工人群体的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突然消失，所有人各奔东西。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种变动都是极剧烈的切身体会，也可能是整个家庭的茫然无措。”

1973年从中学毕业后，程小莹就进入纺织厂技校学习，后又参加工作，直到1985年离开纺织厂，他笑言“我的青春都是在纺织厂度过的”，“当时还处在火热、变革的年代，那种处于青春期后期的情绪，其实与现在商品经济下的青春价值观本质上有着相同之处，只是时代改变了其外在表现。”写这部作品，程小莹意在重建工厂生活的同时，重述属于工厂时代的青春。

传统工业题材的作品表达，在人们的惯常思维里容易形成程式化的写作——只见产业，不见个人，或只见典型，不见寻常。但在程小莹心里，工人就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在对一个个人物的细致描摹中，属于一个行业的兴衰起落才能丰满、真实。——小说中工厂关停后重新创业的秦海花、远赴重洋的秦海草、重建音乐理想的马跃、守着修车摊的小炉匠，理想与现实、爱情与家庭……种种普通人生中，酸甜苦辣纵横交错，唯一共有的，就是他们曾经的那段青春岁月。这种对于个体、对于寻常生活的关怀，也使得作品在工业化的“硬背景”下却依然柔软、温情。

写作工业题材，无法回避对于工人精神的阐释。在传统工业题材作品中，工人精神往往被刻意夸大某些侧面，而忽略了整个环境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影响。在程小莹看来，工人精神首先是大工业环境下有组织、规范化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秩序。“因为每道工序都有组织性很强的工作状态，工人必须训练有序，形成了在机器关照下的职业本分。这种规范性，长期累积下就形成了工人精神中的一个侧面。”他说。

长期处在这种氛围中，不仅工作程式化，许多人的人生规划也成为程式的一部分。“许多人家里的父母在厂里工作，自己也理所当然地继续了下去，然后结婚、生子、带着孩子来工厂的托儿所，一切似乎都按照程序在走。这也是许多女工一辈子心平气和、甘愿这样默默工作的原因。但现在想想，这是件很悲情的事。”

同时，他也认识到规范性所带来的问题：“对工人而言，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明天是今天的重复，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和枯燥，很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工厂就像一个布满零件、用围墙围起来的巨大软体动物，有人在里面悠然自得，也有人焦虑。但一旦脱离这样的环境和严密、有组织的人际关系，脱离了机器的管束之后，就像从沉船上各自逃散，个人的特质开始慢慢凸显，这也是我在作品中想表达的。”

由于纺织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量关停，几十万工人被迫下岗，重新开始脱离工厂的人生。“一个行业的消失，给城市带来很大波折，例如挡车工、机修工这些工种都随着工厂的关停而在上海陆续消失，如今则连好的电工都很难找到。”为了写作，程小莹查阅了各种资料，并数次走访上海纺织博物馆。在这张曾经的平面图上，星罗棋布的纺织厂以及和它配套的印染厂、毛料厂等在上海市的地图上星罗棋布，遍布了这座城市几乎每一个角落。为了转变城市功能，这些厂一个个在地图上消失，甚至使用了“砸锭”这种几近壮烈的方式来宣告结束。“锭子是纺织厂的灵魂，也是依附着工人复杂感情的物件，砸锭不仅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事件，也是工人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饭碗。这一过程虽然痛苦，但却是一座城市功能转型和提升的初啼，我打心底崇敬他们。”

在程小莹笔下，普通工人的生活很少有大起大落，即使悲欢离合，也在时间的磨砺下逐渐褪色。“我们所知道的是，社会安然度过了转型期，经过那个年代的波澜壮阔，这一群体如今已经基本退休，他们的社会身份已经消失，这其中既有泰然处之的，也有历尽坎坷的，随之消失的也许还有‘下岗工人’这一词汇。而我只是想把这个行业里一些珍贵、留有时代感的东西用笔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