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虎：你早期的小说关注更多的是少年人，尤其是少女的内心世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诗意写作”向“现实型思考写作”转型的？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三  三：前两年，我写过一本叫《我和铁车》的长篇小说。它是由多篇内容互相交织、密切相连的短篇小说构成的。它们先在杂志上发表，不久前已经出版。这是我最早 将视线由内部转向外部的一次写作。此前，写作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表现和宣泄自己的个人经验。也许，这是每个创作者必经的过程吧：走出个人经 验，向外谋求发展。

为什么要局限自己呢？作家一辈子不可能只写同一类作品。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再没有比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框框里更可怕的了。束手束脚或划地为牢都不可取。只有不断地去摸索和尝试，去写下一个新东西，他才知道自己适合写什么，不适合写什么。

孙玉虎：你的新作《仙女的孩子》反映的是留守儿童的成长世界，你之前就熟悉他们吗？你为这本书的创作做了哪些准备？

三  三：去乡下采风时，在村子里，会看到好多这样的孩子。有时在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青壮年人，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回来后，眼前不断地浮现出那些黝黑的小脸和怯生生的躲闪的目光。在那一刻，我便萌生了为他们写本书的念头。

这也只是一闪念。对我来说，写这种离现实很近的作品，毕竟是需要勇气的。接下来的两年多，我继续写自己的东西。然而在内心的某个地方，总是会下 意识地关注他们。在单位的扶贫点，我采访过一些留守孩子，并和其中一个小女孩有过长达一年的邮件往来，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记过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故 事早已在心里成形，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想，也许时间会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然而，每次看到有关留守儿童的令人揪心的新闻，心里总会涌起一丝愧疚和不安：如果对当前社会上这些最弱势也最需要关注、胸口疼痛着却发不出声的 孩子们视若无睹，只关注一些小我的、个人性的东西，那样的作品即便写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为孩子们写作的女性作家，面对这个群体，你无法做到 让自己背过脸去，不让目光朝向他们。

当这种愧疚和不安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满涨成创作的勇气和激情，将我按坐到桌边并催促我拿起笔来时，已经是两年之后。留守儿童题材是儿童文学作家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你一天不写，一天心灵不得安宁。

孙玉虎：“仙女的孩子”既是书名，也是书中一个重要意象，你是如何获得这个灵感的？

三  三：写到动情之处，自然而然而来。写作者都有这种经验：当创作处于一种激流或溃决的状态时，仿佛天赐一般，脑子里会冲出大量的出乎你意料的想法和念头，一些稍纵即逝、需要及时捕捉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灵感吧。

这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它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无法遮掩或回避的伤痛。我希望幻想因素的介入，尽可能地消减一部分现实的尖锐，让美好和温暖占据上风。无论是这本书，还是我本人，都需要这个部分。

孙玉虎：你写作的时候会考虑受众问题吗？

三  三：很少考虑过这个问题。写作是一种强烈的内在需要，需要表达，这已经足够了。有时创作时脑海里会闪过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到他们看到它的样子，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强烈的要把它写好的愿望。好像它是专门为他们写的一样。

只有《仙女的孩子》这本书， 在此时此刻，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读到它的人多一些。如果有人通过阅读它，对这个群体的孩子多了一些了解和关注，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不虚写这本书。

孙玉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你更喜欢哪一个？

三  三：这些年，习惯了交替着写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喜欢这种节奏和形式的变换。这样既可避免创作生活的单一，又有效地保持了对手头所写东西的新鲜感和激情。

应该承认，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短篇创作。我觉得，是短篇而不是长篇，更能展现一个写作者心灵的无限自由。心灵的触角可以伸到无穷远，而收放从容、不疲倦。写长篇则是个重体力活，对像我这样身体单薄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结束手头的写作，即宣告某个生活阶段的结束，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如果生命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段落连缀而成，也算是幸福的吧。

孙玉虎：在你看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三  三：这是个被儿童文学作家经常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有一次我问李东华，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她当时只回了我几个字：极清浅，又极深刻。好多年过去了，我仍记 得她的这个回答，却一直没能写出类似这样的好作品。《小王子》就是这样一本书吧，薄薄的一本小书，却写得如此惊心动魄，里面蕴含着那么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真 理。它有着某些鸿篇巨著所没有的力量。第一次读它是16岁，再读已是20多年以后。至今无法原谅自己中间这么多年对它的忽视和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