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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葛亮:认知历史使作家的内心更强大

时间:2014-08-25 11:08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行超 点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看来,空间是表述时间的容器。考察空间,对我而言,是获得历史体认感的捷径。加西亚·坎克里尼在《混合文化》中说过一句话,我 很喜欢:“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

葛亮的身上,有着太多耀眼的标签:祖父葛康俞、太舅公陈独秀、叔父邓稼先,出生成长在南京、成名在台湾、现居香港……这一切,让我们对这位年轻的写作者产生了期待和好奇。

然而,真正翻开葛亮的小说,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息。他作品中的从容、淡定,他对文字的考究、对人性幽微的洞察、他面对历史叙事时的勇气和野心,无不令人触动。

今天,让我们忘记那些身份,单纯地面对写作者葛亮。

城市: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记  者:您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地域有着特别的关注。比如,《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城及生活在这里的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七声》包括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故事,《浣熊》写的则是您现在生活的香港。为什么一直专注于描写与地域有关的故事?

葛  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看来,空间是表述时间的容器。考察空间,对我而言,是获得历史体认感的捷径。加西亚·坎克里尼在《混合文化》中说过一句话,我 很喜欢:“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对话”。这说的是建筑,而构成城市 的物理兼具人文意义的基石显然不止于此。所以,我在对城市进行描述的时候,很喜欢做一些“格物”的工作。

去年完成《浣熊》。较之前作,更为关注香港本土民间社会的现实,特别是一些即将凋零的部分,比如传统的节庆与风物。为此在撰写过程中,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和访谈,应该说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

记  者:在全球化的今天,所有的城市逐渐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地方独有的地域特色越来越不明显,在文学中,对这种地域特点的表达更是微妙、暧昧、难以把握的。您是如何寻找、发现并且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各个地方的地域特点的?

葛  亮:我在《浣熊》书前写了一段话:“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间﹐等待 你去触摸。任凭中环﹑尖沙咀如何‘忽然’﹐这里还是渐行渐远的悠长天光。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我所关注的地域空间,实际是有关 的对于某种成见的颠覆。大概算是这本书的着眼所在。

柴静的《看见》里面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在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图式,一次诉讼解决的问题,不是无知,就 是因为智力上的懒惰。”可能大部分的人,初来这座城市会有某一种“明信片”式的成见。面对维港海景,天际线之下,清晰可见IFC与中银大厦的轮廓,这是被 具象化的“中环价值”。但其实在这样繁盛的图景背后,还有许多来自民间的,十分砥实的东西。我想我对一座城市的认识,特别是对空间的呈现,就是在克服这种 懒惰所带来的惯常感。南京也是一样,我在《朱雀》中设置了许廷迈这个外来者的角色,就是希望这座六朝古都在陌生化的审视下,焕发出一种新鲜的、引而不发的 锋芒。

记  者:在以“小说香港”为题旨的小说集《浣熊》中,我注意到,您在叙述中加入了一些香港的地名和台风等具有地方特点的元素,另外,在人物语言上,也加入了香 港人日常使用的粤语。拨开这些繁复的地域符号,这座城市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与您曾经熟悉的南京之间,真正的区别在哪里?

葛  亮:这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用最简洁的词汇去概括它。我还记得西西老师的那本小说——《我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底里中去,在你写它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界定就是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座“我城”。

如果一定要去定义它的灵魂,我想这座城市有一个关健词是“相遇”,也是这本小说的关健词。大家可以看到,这本小说主要的篇目都是围绕“相遇”的 主题,包括《浣熊》,包括后面的《猴子》《龙舟》《街童》。《猴子》是写一个从动植物园里逃出来的红颊黑猿,它进入到不同人群的生活中间去,它和这些人的 不期而遇,这些遭遇可以是某种侵入,但同时恰恰因为它的存在、它突然的侵入,一些人生命中麻木的状态被打破,本相哗然而出。这个过程是苦痛的。比方说《龙 舟》,是写一个随家族移民的年轻男子和香港离岛之间的相遇。我们知道岛是很孤独的意象。移民的意义本身也带着一种孤寂感,可以讲是某种气性的重叠,这两者 之间的相遇同样也是有意义的。

香港是充满相遇的城市,套用《一代宗师》中的一句台词,或许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可以讲是一种宿命。香港在上世纪30年代扮演的就是东 方的卡萨布兰卡的角色。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很快就离开了。但是这个过程也造成了不同人群的汇集。所以你如果界定香港的文化身份, 实际上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长处变动不居的状态。我们知道,上世纪40年代也就是抗战期间,有很多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比方说茅盾、 戴望舒,又比如说萧红,他们曾经都和这座城市相遇,当然相遇次数最多的或许是张爱玲,她跟香港相遇了三次,与这城市的渊源深刻而特别。

这次当我集中在一本书里写香港,写相遇。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自己是希望站在一个抛却先验的立场来写,来表达这座城市,而不是带着文化的俯视,或者带着既有的观照感的角度去表达它,书写它。

城中人:安静而变动的宿命

记  者:如您所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世俗、城中人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标杆,之后许多描写城市的当代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张爱玲 的影响。在个人经历上,您与张爱玲一样,都是从都市文学传统深厚的中国南方迁移到更开放、更多元化的香港,您是从南京到香港,张爱玲是从上海到香港。您认 为,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与您笔下的香港有什么异同?在写作中,您是否受到过张爱玲或其他作家的影响?

葛  亮:很有意思,张爱玲有一本写香港的小说叫做《传奇》。她在这本书里这样界定,我写《传奇》,这是一本“给上海人写的香港的故事”。实际上投射出她作为一 个过客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实际上也隐隐然表明她自己文化身份的某种优越感。张爱玲曾经无数次将香港和上海比较,在比较中间往往暗含了她自己某一种关于文 化认同感的砥砺。她写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说香港始终没有上海“有涵养”。

我写香港是比较谨慎的,我不太喜欢某种成见式的东西。所以,我会让这座城市自己去发言,换言之,就是我表达的香港,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各种可能 性,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和碰撞,各种元素相遇的过程,我将它们写出来。这里面并不包括我的判断,也不存在以南京的眼光去代入。写城市,很难规避张 爱玲的影响,但她有比较狭隘的地方。在写作的心态上,我更接受沈从文。不是说他对城市的态度,而是对于人性的立场和行文的方式。

记  者:不管是《朱雀》《七声》还是《浣熊》,您的作品在描写城市时,往往侧重于呈现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命运与遭遇。在这些人物身上,我常常能读出一种漂泊感, 一种永远在寻找的焦虑、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无奈,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朱雀》的主人公,来自苏格兰的华裔年轻人许廷迈。这种“漂泊感”是否与您的个人经历有 关?抑或是身份模糊的现代人的通病?

葛  亮: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这并非一定是某种漂泊感。我更倾向定义为某种可能性。我喜欢一种既安静又变动不居的感觉。这或许需要依赖空间的转换来实现。其实我 的经历也并不复杂,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中生活不太会有挣扎的感觉。空间的转换对我的写作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它提供的距离感。如果不是 在香港,我可能不会去写南京。因为太近,太享受身在其中的感觉。也是我之前所说的惯常感,这是不利于去表达这座城市的。在香港远了,反而有了某种躬身返照 的机会。

关于身份认同感,我也觉得并非是一定要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才能够清晰地自处。麦克卢汉一早就向我们建构了“地球村”的模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 烈的身份认同必须是某种心理不安全感的表现。比如香港人在1997年前后突然有了这种必要,更多的是来自前途未明的焦虑感。我觉得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 焦虑的重心已经不在于这方面了。

记  者:从最初为您赢得声誉的《谜鸦》开始,您的小说就呈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味道。即使在讨论历史问题所带来的伤痛时,您也倾向于将其归结于命运(《37楼的爱 情遗事》)。在《朱雀》中,毓芝、楚楚、程囡母女三人的故事,在南京这个历史悠久、伤痕累累的城市中轮回般地上演着。宿命、轮回,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和 逻辑,这恰好暗合了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钟爱。不过,这种思维方式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搁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葛  亮:佛教里讲究“四谛八苦”,其中之一是“求不得苦”。这是我所强调的命运感。这是一种逻辑,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如果简化为因果报应,就 相对狭隘了。但“求不得”本身,却可能在时代的迭转中嵌合为对个人命运的强化。我喜欢这种个人被历史裹挟的感觉,所以,我对“伟人”这个字眼其实是有保留 的。所谓“时世造英雄”,不过是某种个人命运的诉求恰恰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是许多个人命运最后的合力。从这种意义而言,个人与历 史,其实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面向。全集与子集的关系。其实我更喜欢历史中的某些意外,旁逸斜出,这恰恰又是依赖于若干个人而实现的。

记  者:在您的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关注的是生活在都市的边缘人,比如《德律风》《阿霞》《于叔叔传》等,我们暂且把它们称为底层叙事。近年来,底层叙事的作 品层出不穷,但其实写好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充满怨气的社会问题报告。您认为,在面对坚硬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时,作家该如何一方面真诚地表达现实, 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文本的独立性和文学性?

葛  亮:我不太喜好做评判,宁愿自己作为作者是隐身的,还是让事实去说话吧。在我看来小说的呈现意义是其最有价值的地方。我关注的是一些人群身上的可能性,他 们被置于某种位置,继而被激发出人生的可能性。我做的,就是将这种可能性描述出来。叙述不见得是具有戏剧性的。但是发生的过程,却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潜移 默化的动人处。这种动人,是单纯依赖对主题的强调无法实现的。在笔触方面,我倾向于节制,并不仅指在情感的取向上,而是需要保持叙事的平稳。以结构方式将 文字造就为某种日常性元素的集合。一个前辈对我说,最动人心魄的,始终是人之常情。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从大开大阖到平稳细腻

记  者:与内地的大多数青年作家相比,您有着更为完整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毕业后也一直在大学任教,属于典型的“学院派”。您的小说中对文字本身的打磨、考 究也颇有学院派的风格,但在小说内容上,您却十分关注民间。在与苏童老师的对话中我发现,您对江南的“世俗作风”有深刻的感悟。这一点很有意思。通常做研 究久了,人会变得呆板无趣,喜欢掉书袋,而您却始终对“毛茸茸”的现实保持着热情,您是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

葛  亮:是,我和苏童老师谈过这个话题。我欣赏南方文化里的“经世致用”。家国北望太沉重了,皇天后土,太容易构成一种文化的压迫感。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南方的东西,带有一点世俗的审美,轻盈的,同时也务实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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