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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葛亮:认知历史使作家的内心更强大(2)

时间:2014-08-25 11:08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行超 点击:
就像文字,我喜欢沈复和李渔,就是因为他们把生活当作生活,而不至于升华到生命。他们的学问,也是情趣与情绪,是带有温度的。所以,我很钟爱笔 记小说,里面那种掌故感,十分的民间与细腻。可能和我在南京长大有关

就像文字,我喜欢沈复和李渔,就是因为他们把生活当作生活,而不至于升华到生命。他们的学问,也是情趣与情绪,是带有温度的。所以,我很钟爱笔 记小说,里面那种掌故感,十分的民间与细腻。可能和我在南京长大有关。李商隐说“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这个城市出了很多皇帝、王朝,几乎个 个都是小朝廷。不成气候,但是还是更迭绵延下去。不宏大,但是带有一种非常可触摸的悲剧性。让人十分亲近,这可能就是你的说“毛茸茸”吧。这也是我喜欢的 历史的演绎方式,不规矩,时常断裂。每道裂痕,都是一个故事。

记  者:几年前您曾与张悦然做过一个关于“叙述的立场”的对话,其中一个明显的信息是,您对故事很感兴趣,基于此,在写作中您始终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讲故事 的方式,而张悦然却对故事有一种敬畏,或者说是不信任,她更注重叙述方法和叙述过程本身。您二人的观点其实代表的正是目前小说写作中两种主要的倾向。您怎 么看这两种写作方式?

葛  亮:中国的小说的源头是俗文学,讲故事是其中涵盖的功能之一。近年的西方文学对于“讲故事”的意义强调自有阐释。柯雷顿(Jay Clayton)认为,它是“文化记忆及文化存活的策略”。而我的选择,原因十分简单。我是对逻辑感比较迷恋的人,把故事讲好能够满足我这种对逻辑系统组 织的喜好。并且,讲故事也是释放细节的过程,特别是掌故类的文字,必须依赖故事才能有所依归。这个其实都是我个人的叙述的需要。事实上,张悦然近期的小 说,故事讲得相当不错。随着彼此写作阅历的积累,我们在小说观念上殊途同归。

记  者:您曾说过,您的早期作品比较注重“戏剧性”和“实验性的写作手法”,从《七声》开始,您转而追求一种“真实可触的、朴素的表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葛  亮:是我在审美上的改变吧。开阖幅度太大的东西,让我觉得缺乏某种我所希望的庄严感与平静感。小说毕竟不是戏剧,它在细节的处理上需要的逻辑链条更为细 腻。这都是与日常相关的。更年轻的时候,喜欢比较锋利的东西。不是不好,而是现在觉得沉淀后的、平稳的东西更符合现在的表达需要。

认知历史使作家的内心更强大

记  者:小说《朱雀》所描写的故事横跨三个世代,近百年时间。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您,小说中大部分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是您不曾经历过,甚至完全陌生的。与同辈 作家相比,您对历史和史料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您认为,经历相对简单的年轻一代作家,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观?

葛  亮:就历史观念而言,上一辈作家有一种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热情。这是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身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体验是切肤的,冷暖自知。“历史”对我 们这一代人,是个具有考验意味的词汇。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史区间,你必须依赖于间接经验去建构。而这些建构还需要获得历史见证者的检验与认可。我曾经与一位 前辈作家谈及这个话题,达成一个共识,历史对于他们,是“重现”(representation), 而对我们这代,更近似 “想象”(imagination) 。与他们相比,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个“小时代”。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历史这个话题,不应该逃避。

我们这代人,在经验和视野上,都需要一些时间,而同时我们也有时代的赋予,在当下拥有了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言,也是一件幸运的 事。比如《朱雀》这部小说,我试图通过南京,通过这座气质鲜明的城市的变迁,去建构一种古典与现代的联络。其中有传承,有碰撞和异变,也有宿命。我的历史 观念中,有宿命的成分。而家族感似乎与之相关。这种认知的确有个人化的一面。

我觉得,对于历史的个性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一个作家使内心强大的途径。当然,即使是年轻的一代,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无本之木。我对历史资料的关 注,更多并非是出于重建历史确凿性的考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需要运用这些史料引领我进入我需要的历史情境。这个情境应该是丰满且细节 化的。

记  者:批评界有一种观点,“50后”、“60后”的小说构建的是一个“历史共同体”;“80后”则以反叛的姿态摆脱历史的束缚,转而营造一个“情感共同 体”。在这中间的“70后”显得有些尴尬,模糊的历史记忆使他们难以形成“历史共同体”,同时他们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历史负担。作为一位“70后” 作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在这种困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向?

葛  亮:其实对于以10年为代际界限进行作家的群体划分,我个人是有保留的。这并不是很科学,有一些僵硬。作家的派别与分类,以风格,以共同的写作诉求,以文 化结构与背景划分都相对容易理解。比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感觉派”、“布鲁斯伯里集团”皆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按代际划分,我觉得“独一代”这个说法,我个人比较容易接受。独生子女的生活境遇被国家政策所规约,的确对一代人构成了难以磨灭的影 响,这是有据可循的。“70后”、“80后”的划分则机械了。以我本人而言,就有不同的批评者以各自的论述需要将我划分入不同的代际阵营。当然,这对我个 人的写作影响不大,只是一个标签。我的写作意义在于我的写作行为本身,而不在于我需要为哪个代际去写作。困境也并不存在。将因果关系调整一下,如果出生在 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各自都出色,百川归海,这个代际的脱颖而出也不成问题。

记  者:《朱雀》显示了您结构一个时空跨度巨大的长篇小说的能力和勇气,之后却没有再见到您的长篇小说作品,近期是否有计划再写长篇小说?可以透露一下您的下一步写作计划吗?

葛  亮:事实上我一直在写一个新的长篇,今年是第6年。预计明年可完稿。我的长篇写作周期都比较长,其间有不少案头工作需要做。《朱雀》前后也写了5年多。新 长篇仍然以民国为背景。但时代场景会更为广阔一些,涉及到不同的人物群落。如军阀、知识阶层、商界、梨园等等。这部小说有相当的空间与时间跨度,对我而言 是一种挑战,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写起来也很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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