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胡可曾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1952年春入朝后，他感到光靠采访远远不够，决心用较长时间到作战部队中间去体验生活。

到达某军时，一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一个师开上去。撤下来的师打了胜仗，中间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总结和召开庆功会，是采访的极好机会。

胡可克服了“材料”的诱惑，要求跟随接防的那个师上去。后来证明他这个决心下得对。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胡可亲身体验了严酷的斗争，熟悉了活跃在这场斗争中的各种人，经受了感情的激荡。而这些，即使在熟练的采访中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回家后的第二年，胡可写出了多幕剧《战线南移》，以一个师的战斗作为背景，写了几个人物，回答我军为什么必能战胜强敌这个问题。胡可说： “写这部作品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朝鲜战场豪迈乐观的气氛当中，一直生活在我的志愿军战友们中间。这部作品倾注了我的全部感情。”

如今，胡可年过九旬，仍时常回想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 来的，《讲话》精神的精髓，已经融会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变成了我们自觉的追求，比如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等等。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观念有些比较陈旧， 甚至有些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我们都能意识到，但却很难改变了。”

同时，胡可也对当下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不幸的是，许多人认为深入生活就是采风，就是在当地政府热情接待下的参观访问。有不少作家、艺术 家，或热衷于自我表现或热衷于名利，把文艺完全当成了商品，有些作品精益求精，但是看不出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容就 这么被简单化、庸俗化，被掏空了。”

“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战争环境动荡不定，军区机关经常迁徙，剧社演出更是四海为家，胡可记不清曾经投宿过多少村庄，接受过多少房东大娘大伯的热情照料。他说，这 些大伯大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里来，因而把投宿的战士也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是他们为军队做军衣军鞋，出差出工，自己吃糠咽菜而把碾好的小米交了军粮， 是老百姓支撑着整个敌后抗战。

1943年上半年，胡可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文章，文章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克服特殊和自大的毛病，那是专谈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

1943年秋冬，敌寇对边区腹地冀西山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残酷“扫荡”。反“扫荡”结束以后，胡可逐受领任务突击写出了控诉敌寇暴行鼓舞军 民斗志的活报剧《复仇》，经排练在军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演出。“作品写得不好，谈不到什么人物故事，却倾注了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和对边区父老乡亲的 觉悟。”胡可说。

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地点设在阜平县史家寨临时搭起的大席棚里。胡可作为剧社的创作人员，列席了这次群英会，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戎冠秀大娘。

而此后的半个世纪，从创作《戎冠秀》到《槐树庄》，胡可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保持着胜似母子的亲情。

会后，领导给了胡可一个任务，把戎冠秀拥军事迹编为戏剧。于是，胡可和将在剧中扮演戎冠秀的胡朋，一起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继续进行体验采访。

在和戎冠秀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胡可了解了她的辛酸过去，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我们这支军队有这样深沉的感情。

1937年秋，戎冠秀和丈夫被地主夺了佃，一家人哭哭啼啼无路可走，北上抗日的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戎 冠秀带进了崭新的生活。善良、正直、敢说敢道的戎冠秀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会长，把来来往往在她家落脚的八路军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还救过八路军伤 员。

在戎冠秀家相处的日子，胡可、胡朋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正式谈起了恋爱。一年以后的1945年春，他俩结了婚。

此后，胡可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抗敌剧社广泛演出，胡朋扮演主人公戎冠秀，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戎冠秀的影子。戎冠秀那处变不惊的神态、果断豪爽的性格、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在胡朋的表演中体现出来。从此，戎冠秀成为军民关系的一面典型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胡可、胡朋随军区到北京工作，戎冠秀也经常来北京开会。1950年戎冠秀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胡可、胡朋一起去看 望她。戎冠秀告诉他们，战争结束后深山沟里已经难得见到咱解放军，因此特别想念部队的同志。而且，她在抗战胜利那年把小儿子送去部队，还立了功。

告辞时，戎冠秀眼里闪着泪光，用她那两只大手攥住胡可的手叮嘱：“好生为人民服务！”就像母亲在嘱咐自己的儿女。

1954年，胡可和戎冠秀都当选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戎冠秀临时住了医院，胡可去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58岁，白发明显地增多 了，她讲她的小儿子后来担任炮兵连长，1951年牺牲在朝鲜战场。胡可顿时感到在她身上“子弟兵的母亲”这个称号的重量。当戎冠秀送胡可走出医院的长廊， 像往日那样抓住他的手嘱咐“好生为人民服务”。

胡可牢记着“好生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始终保持着人民战士的忠贞，始终保持着平常百姓的朴拙。

2000年的一天，解放军艺术学院请离休多年的胡可讲课。按照学校的规定，讲完课要给他发讲课费，但胡可说，我原来就是军艺的院长，现在我来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讲两节课，怎么能要讲课费呢？不但讲课费坚辞不要，即使学校准备好了的午餐，胡可也谢绝了，坚持回家去吃。

如今，老战友一个个走了，乡亲们也一个个走了，相伴60年的胡朋也走了，白发苍苍的胡可无限惆怅：“时常想念的仍是冀西贫瘠山村的老乡们， 和冀中平原上的贫农团的兄弟们，仍是那绥远前线、大同城郊和太原东山上的战友们。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作者为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