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黑土地的作家鲍十，最近推出了他的新作《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多年来，虽然鲍十长居广州，但东北仍不断地为他的写作输送养分。

十五年前，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引起轰动，这部改编自鲍十小说《纪念》的电影，尽管早已被载入中国电影史，但人们对原作者“鲍十”的名字依然感到陌生，这或许和他的低调有关。

现为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他，一如家乡的那片黑土地，朴实、敦厚，即便是谈到心爱的写作，他的言语也不多。他的作品，需要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那滋味来。

1、读我写的现实小说，你可能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

羊城晚报：我们从您的新书谈起吧。《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收录的短篇小说都以东北平原的某个村庄为小说标题，比如《大姑屯》、《翻身屯》、《蓝旗屯》等等。这些小说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1999年一直到2013年，如此长时间地写作类似题材，这是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鲍十：这本书是一个系列小说的合集。如你所说，我从1999年就开始写了，一边写一边在刊物上发表，发表时的总题目叫《东北平原写生集》，一般两篇一组，现在的书名是结集时才取的，这个书名可能会增加一点儿主旨性。

开始创作这部系列小说时，我还在哈尔滨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些作品，具象地描绘和表现我国东北的乡村社会，并试图将历史、人文、政治、风俗、自然环境等多种元素都囊括进来。不过实际写作的时候，这些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当然这十五年我并非只写了这一组作品，还写了许多其他作品，包括电影《樱桃》，还有一些写广州的小说，诸如《广州小说三题》、《冼阿芳的事》等等。

在断断续续写作的这期间，我得不断思考，思考成熟了，有感觉了，就写一篇，觉得没感觉，写也写不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没有中途放弃，是我认为这些作品有价值，而且可能会有文学之外的价值。用村庄的名字作为作品的标题，简单地说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里”，深一层的想法，则是为了强调“写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为了强调作品的写实感。 

羊城晚报：这些小说确实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写实感，甚至有小说中会有“鲍十”这个“我”。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叙事方式？

鲍十：在这些作品中，我首先想要的就是写实感。这是写作之初就确定了的想法，所以才叫“写生集”。或许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是真实的冲击力。为了写这些作品，我查阅了很多县志(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走访了一些村庄，有些故事就是这么得来的，有的就是真事。但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不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确切一点儿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也就是说，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我觉得，这样效果更好，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空间。

评论家徐肖楠先生曾经为我这些小说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他对这个系列小说有个定义，称之为“传说化小说”。须知传说和写实可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错。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这种传说的感觉，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构成方式。

2、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

羊城晚报：您是东北人，家乡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鲍十：我是2003年调到广州来的，一晃十多年了。人虽然不在那边，但记忆还是在的，而且一辈子都会在。在写作上，我这些年一直没有离开那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坚持为我的内心而写作。

我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我也写过其他内容的作品，今后也是如此，比如有关广州的作品，也还会写。但有一点，就是要看我有没有找到感觉，有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东北，或者说家乡，那是我生命和写作的源头，我的一些自觉不错的作品，都与那块地方有关。我太熟悉那里的生活了，那里的一切都已浸润于我的身心，写作的时候也便感觉充沛。

羊城晚报：从作品里可以发现，您的写作风格是质朴而又现实的，这是您一贯的文学观念吗？

鲍十：人都说文如其人，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质朴的人，是个老实人，待人宽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处人处事，头脑简单，曾经一度脾气很倔强，喜怒形于色，总的来说是个好人。但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看我。说来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都是不错的，可有的人又确实不咋的。就像你所说，我的作品多半质朴、平实，不华彩，较少炫目之处，需要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文字、故事都是如此，所写的人物也都平平常常。

羊城晚报：那您是否认同文学应当承载某种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

鲍十：我认为还是要的。记得有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期间谈起50后作家与70后作家的区别。我属于50的尾巴，当时我说，可能由于教育和年龄，以及早期阅读等缘故，我对政治、民族等这些大概念很关注。我认为，文学肯定要有社会责任，文学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的东西。文章一旦出手，必定会影响世道人心，而且作品越好，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逐渐的，但会起作用。一部好作品，甚至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你的性情，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一辈子。所以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羊城晚报：您的诸多作品中，中篇小说《纪念》因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广为人知。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鲍十：应该说，《纪念》是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主要原因就是拍成了电影，而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不过它并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原因在于当时写得匆忙，一些细节处理得不够好，语言也有瑕疵，欠缺了一点点韵味。这让我至今还耿耿于怀。但电影还是好的，只是人们仅仅看到了里面的爱情，而忽略了其他，比如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因而损失了一些意义和价值，这倒有些遗憾。

羊城晚报：当下不少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鲍十：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在影视是强势媒体，把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会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这应该不是坏事。我甚至希望影视剧能多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样也会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减少一些胡编滥造的东西。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才写出来的，调动了丰厚的生活积累，肯定比那些三天就编一集的匆忙之作要好得多。

3、汪曾祺的难得在于，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写他想写的东西

羊城晚报：1978年您考上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就读编剧专业，为什么最后没有走上编剧这条路？

鲍十：我打小就是喜欢读书，但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阅读在村子里流传的小说，《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等，都是那时比较流行的。

一直到后来念艺校的时候，我才开始比较正式地写小说。1981年在《哈尔滨文艺》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办年货》，是自己投稿过去的。看到发表之后很兴奋，还有稿费，大概五六十块钱，在当时算很多的。虽然学的是编剧，但我在读书期间，一直在读小说。虽然那时候也喜欢看电影，每周有观摩课，去电影院看两次电影，《悲惨世界》、《简爱》这些经典电影。但是我除了完成作业要写的剧本，自己私下创作的还是小说。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陆陆续续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当了8年老师后，我被调去哈尔滨市文联，在《小说林》编辑部当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文学圈。

羊城晚报：看到之前有报道说，您最喜爱的作家是汪曾祺，现在还是吗？

鲍十：这个问题问得好。说起来，我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读他的作品。读汪曾祺的作品，你会感到宁静、亲切，感到一种浓郁的生活和人文的气息。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开始喜爱他的原因。但这还不是全部。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发现了一些他所具有的价值。比方说，他的所有小说，没有一篇是写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的，所写都是小人物，如小锡匠、小和尚、小学教员、农科所的农工、街头卖艺的、戏曲演员、旧时代的大学生，等等。另外，他也没有参与或借重任何文学潮流，只写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他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在写他想写的东西。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他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独立品格，从而免受其他干扰。通过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寻到他的生活轨迹。这也可以说明，他所写的作品，都是有生活依据的。从这个角度说，他还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诚实。有个现象你可能会注意到，有些与他同时代、当年非常火的作家，如今已没有人在读了，而汪曾祺，人们还有兴趣读。我认为，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可能不是名声最大的，却是最耐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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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川(节选)

鲍十

简 介

鲍十，黑龙江人，现居广州。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道路母亲·樱桃》等。另有《子洲的故事》、《葵花开放的声音》、《冼阿芳的事》等中短篇小说译为日文。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作品被多种选刊选载或收入各种年度选本。

我初步判断，这屯子不是很大，也许只有三四十家。乍一看，那些坐落在街两旁的房子，都显得很低矮，基本都是土坯房。而且，房前房后都有不小的空地，我想那是菜园子。这样，房子跟房子之间就有了一定的距离，感觉稀稀拉拉的。当然这倒没什么稀奇，我们东北的屯子，大体都是这样的风格。

不过走了一会儿，我就觉出了异样。我渐渐注意到，我目前所看见的房子，多半已经很残破。有的房子，门窗已七扭八歪，房墙也歪斜了，感觉随时都会倒塌。有的干脆连门窗都没有，就留下了一些黑咕隆咚的缺口。有的房子，房顶还出现了破洞。有的，甚至整个房盖都被掀掉了，只剩了几面高高低低的残墙。有的房前，堆放着一堆一堆的杂物，因为被雪覆盖着，看不出是什么，很可能是垃圾。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所见与刚才的情景差不多。后来还看到了一两幢砖瓦房。因为砖瓦房相对坚固一些吧，外形变化不是很明显，只是看到窗上的玻璃被打破了。不用说，同样不会有人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