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刘醒龙，今年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蟠虺》，在和四川洪雅的文学爱好者见面时，他谈到了这次创作的缘起。

今年6月，小说《蟠虺》在湖北省博物馆首发，这是刘醒龙在2011年凭《圣天门口》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首部作品。

蟠虺是青铜器中一种常见的纹饰，以卷曲盘绕的小蛇形象组成连续不断的装饰。在小说《蟠虺》里，刘醒龙用悬疑的手法，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引发无数野心者相互争夺的故事。故事表面在讲国家级文物历经二十余年失而复得的过程，实际上他希望借此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出现的人格问题进行反思。

刘醒龙说，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价值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蟠虺》是用青铜器承载故事，表现这些社会变化和碰撞”。他认为，小说的使命就是为思想与技术都不能解决的困顿引领一条情怀之路，小说创造价值，也创造知识。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刘醒龙 ,1956年1月10日生于湖北黄州，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等。

对谈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和青铜文化结缘的？

刘醒龙：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在心里放不下的东西，最终会成为写作素材。比如《圣天门口》，里边很多内容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但一直没有忘记。童年记忆很多是靠不住的，它会不断更新，但有些东西一直在脑海里没有被冲走。

2003年，我带我的美国译者去湖北省博物馆例行参观。那天正好一位工作人员认出我，她说你们不要只看编钟，我带你去看比编钟更好的东西，后来就带我去看了曾侯乙尊盘。其实以前我也看过，但真正留下烙印的就是那次。她对我说，这才是国宝中的国宝，经过那天讲解之后，忽然我就被这个东西迷住了，有了十倍百倍的兴趣。

我家就在湖北省博物馆附近，后来我或者自己去，或者带朋友去，反正每次去都要看看曾侯乙尊盘。左转三转，右转三转，反复绕来绕去地看，念念不忘，后来就有了创作的想法。我开始动笔写作是2012年12月，在此前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我关注各种关于曾侯乙尊盘的新闻、研究，回想起来，很多事情确实是有缘分的。

羊城晚报：不少评论认为这是您的转型之作，和之前的创作风格太不一样。

刘醒龙：作家如果太在意别人的说法那就不要写了。转型，或者不转型，坚守，或者不坚守，这恐怕是写作者之外的人才会感兴趣的。作者要写什么，或者没写什么，其实都源于他的内心。内心不到位，想转型也转不了。

对于成熟的写作者来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调整。调整写作状态和写作位置，警惕对自己的不断复制，尤其你要是对自我的模仿如果还处于陶醉的状态，那非常危险。对于我的下一部作品，我自己必须有极大的兴趣，我认为新的挑战来了，不是新的高度，而是挑战新的难度。

羊城晚报：但是这好像不是您难度最大的作品？

刘醒龙：对，《圣天门口》的写作难度无疑比这部作品更大，因为它要切合每个历史节点。而《蟠虺》的难度在于，青铜考古的专业知识是非常枯燥的。大家去博物馆看编钟，也是看一眼就走了，首先的难题是如何让我自己有兴趣不断往下写；另一个难度是如何引起阅读者的兴趣，让人能够读下去。

写作过程中，我唯一考虑的是自己这个读者。我首先要尊重自己，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一定是非常成熟的读者，甚至是读者中的王者。能不能克服写作的各种难度，是体现作者是否有天赋、有能力、有才华的关键。

羊城晚报：您好像一直在呼吁我们需要好读者。

刘醒龙：我所说的好读者，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1980年代为什么整个国家那么热火朝天，整个社会充满着浪漫情怀？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民族有伟大的读者，那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是非常荣耀的事。但是这三十年来，现在说你是文艺青年，或者说你是文艺女青年，那种语气是充满嘲讽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才一直呼吁，伟大的文学需要伟大的读者。

羊城晚报：您是带有比较明显湖北印记的作者，怎么看地缘对作家所产生的影响？

刘醒龙：这是作家的宿命，你的写作一定和你成长的环境和文化，一辈子纠缠不清，摆脱不了。《蟠虺》的核心内容，其实跟我最早的《凤凰琴》是一脉相承的，我还是那个时候的刘醒龙，这就是这种文化给你的，变不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气质一定是童年决定的，那些通过后天周游世界所带来的改变，往往有些矫情，不真实，最后可能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羊城晚报：您看不看批评家写你的文章？

刘醒龙：我看，我也在意，但我放得下，因为我记性不好，一下就忘记了(大笑)。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不看批评家的文章，尤其是批评自己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当众落泪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