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他出生于广东澄海，年少的他，曾因有大量作品在各类文学刊物上发表，被知名作家陈仁凯先生破格推荐加入澄海文学社，成为澄海文学社发展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在往后的匆匆青春岁月中，他佳作迭出，先后获得由广东省澄海区文联授予的奖金、获得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语文月刊杯”大赛一等奖、获得由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广播电视台授予的奖金。他优秀的文学创作成绩，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在2013年，他再次被汕头市作家协会发展为年纪较轻的会员之一。同年11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他的个人散文集《种玉》。将他的文学创作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014年底，令人喜悦的捷报再次传来，他被全国性的诗歌学术团体发展为会员，一跃成为中国诗歌学会在潮汕地区年龄最小的会员，引起了中国访谈网全媒体的高度关注。近日，带着对这位怀抱理想、勇于开拓、事迹先进的青年作家致敬之心，中国访谈网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了青年作家黄建华，畅谈关于文学、关于青年理想的那些事。

    读进去的东西总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

    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你曾经谈过关于自己的创作经历，你从读小学时便很喜欢看各种课业之外的“闲书”，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从而培养起了自己对文学的兴趣。那你现在每天还读书吗？你有什么特殊的阅读习惯？你觉得读书对一个人的一生重要吗？

黄建华：当然，读书是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在集中创作期间会阅读的少一点，其余的时间都在阅读，我现在会保持每天几万字的阅读量，虽然勤奋程度算不上高，但是能够保持下来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大量地进行阅读才能积累下足够的知识，这些东西不一定在每一个遇到问题的当下有用，但读进去的东西总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现在阅读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虽然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对文学类的书籍阅读的并不会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其他种类的书，例如历史、宗教、社会学等其他类目的书籍。我认为写作者必须要有足够大的阅读量和阅读面才能够支撑起一个作品的内涵。至于说读书对于人的一生重不重要，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什么了。

新锐作家黄建华与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主编 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一起

    读书这件事儿

    就是一件很主观，带有很重的个人喜好的行为

记者：在以前，一个人很爱读书，是件很平常的事，但现在说一个人爱读书，会让人觉得很不合时宜，你怎么看？  

黄建华：我觉得很有必要分析这个语境下“读书”这个概念，现在的人“读书”之多其实是超乎以往任何时候的，不信可以看看我们的教科书以及教辅书的每年印刷量（笑），咱也都是从各类考试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回想那些备考的日子里，桌面上堆叠如山的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爱“读书”。在“读书”这副“众生相”的另一面，我们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在普遍下降，调研机构会有这方面的大量数据，今天就不说这些冰冷的学术数据。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国人对电视剧的喜好来略窥一二。欧美的群众大概会对《纸牌屋》一类的剧目比较感兴趣，而国人在这方面则大量满足于“眼球的快感”也就是冲着皮相好看的明星去看，另一类比较火热的剧种就是感情类的韩剧了。这当然有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等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是受众的品味偏颇还是大致可以看出两个不同人群的文化底子。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所谓的象牙塔的人阅读状况是什么样，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象牙塔与外界之间的阅读偏好跟外界是大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更加喜好那些比较枯燥晦涩的大部头。高晓松也说过他们上大学那会儿，马尔克斯、茨威格这些人的著作是标配，再不济也得是村上春树，而同时代的外界人群，正在时兴读琼瑶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们去看象牙塔内外的人，阅读偏好几乎是一致的，并不会拉开很大的差距。以前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很俗的，现在有人愿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反而成为一种很稀有难得的行为。从这几个切身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阅读水准是真的在下降。所以直觉在告诉我们“现在的人不爱读书”“读书变得不合时宜”。让我们回到这种直觉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读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往前追溯那些大文人们的读书习惯，例如胡适、钱钟书。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学贯中西的人，那么他们做学问的关键就在于这一个“贯”字，这就意味着在汲取知识这个层面的“自我设限”很低，说白了就是大学者们读书不怎么挑食。他们可能一面儿捧着《易经》还一面读着《天演论》，晚清的“中兴名臣”们，这边刚放下四书五经，那边马上就开始“师夷长技”。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依旧还是“爱读书”，但是阅读的自我设限程度变得很大。注意我刚才的用词，我用的是“自我设限”，因为读书这件事儿，就是一件很主观，带有很重的个人喜好的行为，而把自我设定在一个太过具体的偏好里，很容易就产生“挑食”，从而导致阅读面受限。

    作为一名写作者

    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

    记者：作为一个从文学少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给我们读者分享下你的作品第一次被公开发表、以及获奖后的真实经历与感受吧。你觉得青年作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作品被发表与获奖？

黄建华：我第一发表作品的时候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那时候激动是因为我拿到了50元的稿费。对于当时一个初中生来说，这足够好几天的生活费，我当时觉得稿费是最重要的，至于作品是否被认可，我压根就没考虑过。其实我觉得作家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前，稿费或者奖金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温饱还没解决，什么理想啊，价值的认可啊，都是空谈。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关键就是作品的质量，作品能够发表并且获奖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去争取，但是不要苛求结果，也不要以这个作为价值导向。

新锐作家黄建华的散文集《种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纯文学图书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我觉得是好事

记者：2013年11月，你的个人散文集《种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关注。能否给我们读者谈谈，该散文集出版后，给你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同时，针对当下纯文学图书市场空间越来越边缘化，你作何看法？

黄建华：第一部作品的出版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跳出原来的思维框架。因为以前写文字总是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核，所以必须要顾及到各种标准。而出一本自己的书就完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这是我自己的作品，这是我自己的地盘，我爱怎么表现都可以，情绪可以表达得酣畅淋漓，而不用顾及到太多，这是第一次体验到文字描述的快感。这个是很重要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对于作品的影响非常巨大。

纯文学图书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我觉得是好事。这句话从一个文艺工作者口中说出，可能会让人有些惊讶，但是我们要首先搞明白文学作品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文艺作品多数是比较阴郁和消沉的，或者是对社会、或者是对时代的一种批判。也就是说文艺作品其实是人类用来反思的一种工具。二战后为什么会涌现出像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等等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沉思者对于战争的反思，这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常态。但是在中国，你会发现部分有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好像都很喜庆，你要说这些中国作家热情讴歌战争岁月，显然是不对的。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到战争机器中，都会给人民包括作家带来巨大的心里创伤。但是某些特殊岁月出来的文学作品确是比较喜庆，这与当局对意识形态的占领有关，也就是这些作品不属于文学发展的常态，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所有和平年代里，人类发现科学技术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也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自然科学在迅猛发展，人类把智力更多用在学习自然科学上，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时期下，社会在迅猛发展，身处这个时代的人民也就没闲暇去进行悲剧性的反思。纯文学作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包容性非常强，就像是一锅大杂烩。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搞红学的学者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几乎都能够在里面找到相对应的内容。但是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以及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最高的效率去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分分钟恨不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那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这种方式来攫取知识的途径无疑是效率低下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工具书非常畅销，情感类书籍也畅销，而恰恰是纯文学类书籍的市场显得冷冷清清。因为工具书有一个很明显的导向和定位，你一看书名儿就知道你大概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什么信息。而纯文学类的书籍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告诉你阅读这本书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要与作者进行千回百转地捉迷藏，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的信息。所以，一方面是文学作品的信息获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是我们又处于一个无需进行悲情反思的时代，让纯文学作品看起来被边缘化，这当然是文学的悲哀，但起码能够说明我们的时代没有兵荒马乱。

    在一群大商贾中偶尔出现的几个“文化人”

    还是会很吃香的

记者：2014年底，你被全国性的诗歌学术团体发展为会员，一跃成为中国诗歌学会在潮汕地区年龄最小的会员。在经商文化浓厚的潮汕地区，大家对当地人在文学方面的发展持什么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