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当代实力派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多年，曾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随笔集等数十部。

写作不要老重复自己

王 琪：华栋兄你好！我手里有你两本著作，一本是你的诗集《从火到水》，另一本是你的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你可能不记得了，这两本书都是你当时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送我的，所以我们的缘分粗略一算，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你当时就是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而今一直活跃在文坛一线，可以说，你以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说错，我以为这是你“文学兴趣”乃至“文学自信”的一种体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体对这个时代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以你个人成长经历和创作经验来看，作家的“文学自信”主要来自于哪里？

邱华栋：呵呵，那是，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少年时期。1984年春，我买了一些文学杂志，有新疆昌吉州文联办的《博格达》，还有《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文学青年》《青春》等，当时，我贪婪地闻着杂志的那种油墨的香气，感觉到那年的春天正在迅速地到来。而杂志上油墨的味道是那样好闻，那可是文学的味道啊，使我的内心激动无比。从此我就开始学习写小说了。对于新疆昌吉市，我有很多回忆，后来写了系列短篇小说《街上的血》。那是一本有18个青春蛮荒和死亡故事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记是：“在一个天山脚下的小城市里，一些人生活着。少年的他们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如同野草，就像是没有人看见草的生长，命运的苍茫和青春的荒芜，使意义匮乏和消失。惟有记忆使生命进入永恒。”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十年间，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上涌现了一支浩浩荡荡、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这些诗歌少先队员，凭借着对诗歌无比虔诚的热爱，以中学校园为展示才华的平台，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这场罕见的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如今参加这个诗歌运动的人，大都成为中国社会很多方面的中坚人物。

在中学的时候，十来岁，刚开始进入青春期，每个人的青春期因为生理、心理的变化，非常敏感，所以写作对我来讲，首先是一种爱好和兴趣，一种倾诉的手段。当时我写了很多跟新疆有关的小说，比如我的一个动物小说，讲一匹汗血马的故事，另外一个，写的是一只银雕如何跟大自然搏斗。十来岁还写不了太深的东西。小说都发表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杂志上。还写过武侠小说，那会儿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完了，模仿着写了一个武侠小说，十来万字，算是一个长篇，在中学的时候，就完成了。后来再看他的小说，就完全看不下去了。我还写过几百首诗，参加了当时的校园诗歌写作大潮。那会儿我每天写五六首，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写诗，搞得数学成绩很差。后来，我想可能有些人的思维，像我就是形象思维、想象力发达。

青春期写作是一种历练，刚开始的激情，朋友们很多人刚开始写作，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一开始，是自发的状态，想写点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看法。后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本小说集，有十来万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特招了我。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大学的学生文学活动很多，有一个珞珈诗社和一个浪涛石文学社。武汉大学有一个有名的樱花诗会，有一条很漂亮的樱花大道，每年三月、四月份，开的全是樱花，我们就在樱花树下开诗歌朗诵会。我们组织了很多诗会，把武汉各个高校的校园诗人们弄到一起朗诵诗，然后评奖。我当时觉得课本非常老旧，没办法看，然后，我们就尽量读翻译过来的作品，到图书馆按照作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比如ABCD，把大师们的东西读下来，比如这星期读海明威的短篇，七八十篇短篇全看完，然后回宿舍模仿海明威，写一篇短篇。下一星期读博尔赫斯，读完以后写一个短篇小说出来。后来，经过了两三年的历练，每个人都写了一大堆废稿子放在那儿，写作的基本技能就是这么模仿出来的，我慢慢地找到了一种文学的形式感，从一开始自发的状态，就变成比较自觉的状态。

你所说的作家的文学自信，其实首先在于写作是作家最大的兴趣，有兴趣就有动力了。而中国的现实和历史都非常的庞杂和丰富，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很多写作的资源，这一点也很重要，使中国作家有可能创作出全新的一种文学。加上改革开放使我们的视野很开阔，现在任何语种的文学杰作，我们通过翻译和看原文，都能看到，能够比较、借鉴，这也是中国作家有很大的文学自信。

王 琪：你的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关注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擅于刻画人的欲望，对物质社会导致人的异化比较敏感，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就是说，你敢于直面现实生活，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是作家起码的良知。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执着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呢？

邱华栋：不，我是现实题材的小说和历史小说都写。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10多部，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描写当代北京城市生活变化的《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另一个系列是历史小说，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系列长篇小说《中国屏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

另外，还写有《手上的星光》(1994)《环境戏剧人》(1995)《闯入者》(1998)《4分33秒》》(2010)《塑料男》(2010)等28部中篇小说，大都书写了都市经验和个体生命的生长。还创作有描绘北京中产阶层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系列《社区人》篇，以及带有后现代风格的短篇小说《时装人》系列50篇，和少年生活系列小说《我在那年夏天的事》。当代题材的写作使我有一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感觉。而历史小说写作，则需要展开对历史的想象，这都很有趣。最近，我完成了一部历史小说集《十一种想象》，收录了我写的十一篇历史小说。有3个中篇，8个短篇。写了20多年了，还在写，写作于我就是一种巨大的兴趣和创造的感觉。因此，我计划写一部当代题材的短篇集，一部历史小说集，一部科幻小说集，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当代题材的集子叫做《十三种情态》，科幻小说集叫做《十二种宇宙》，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写完。

我平时喜欢读闲书，乱翻书。其中就读了不少历史书。二三十岁的时候，心态比较浮躁，写了不少当下都市题材的小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慢慢静下来了，读书也更加杂乱。在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我时常会萌发写些新历史小说的念头。这本书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下的产物。因为我不喜欢重复自己，或者说，每次写个小说，总要稍微有些变化，或者题材，或者结构，或者叙述语调等等。可以说，我的左手写了不少当代题材的小说，右手，就又写了一些历史小说。

十多年下来，我写的历史小说，有几部长篇小说，主要是《中国屏风》系列四部，以近代历史上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主角。现在这一本则是十一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中篇小说：《长生》《安克赫森阿蒙》《楼兰三叠》，其余八篇是短篇小说。从题材上看，中外都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都是依据一些史实所展开的一点想象。收在这里的《长生》，是这篇小说的“中篇版”，因为我后来扩充成一个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也出过一次。但我也很喜欢这篇小说的中篇版。小说写的是13世纪初期，丘处机道长正在成为人间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不远万里，前往如今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下与成吉思汗面见的故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丘处机的一些诗作，非常喜欢，就对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何况他又是中国道教的著名人物。因此，才有了《长生》的中篇版和长篇版。其实，假如今后有时间，我还想再把《长生》的小长篇扩展成大一点的长篇，类似吴承恩的《西游记》那样，虚构出丘处机带着十八个弟子，一路上与妖魔鬼怪斗法的故事，这样是不是更有趣呢？

《安克赫森阿蒙》是一篇关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小说。图坦卡蒙的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十分神秘。我某年出国，在异乡的宾馆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考古学家对图坦卡蒙的金字塔进行发掘的情况，后来我又读了几本关于埃及法老的书，有一天兴之所至，就写了这篇小说。

《楼兰三叠》写的是关于楼兰的故事。小说分成三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是楼兰毁灭的想象，第二个部分，是斯文·赫定发现楼兰的情况，第三个部分是我本人在去年去楼兰的所见所闻。等于说，这篇小说由历史到现实，由远及近，由想象到今天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过度，上下穿越了一千多年。

还有几个短篇小说，如《一个西班牙水手在新西班牙的纪闻》《李渔与花豹》《鱼玄机》这三篇，是二000年之前就写了的，这一次收入在这里，我又做了详细的修订和改写。这几篇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水手、明末清初的大文人李渔、唐代中期的著名女诗人鱼玄机等等。

后面几篇是我新近写的。《瘸子帖木儿死前看到的中国》， 讲述了瘸子帖木儿险些对明朝中国发动战争的故事。据历史学家说，假如帖木儿不是碰巧死了的话，明朝将面临最大的一场危机。

《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取材于《大唐西域记》，我挑选了几个对唐太宗应该有触动的故事，由玄奘亲口讲给了唐太宗听。

我一直很喜欢《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最终，导致了《三幅关于韩熙载的画》的写作。我想象了历史上失传的、关于韩熙载的另外两幅画的情况，以及韩熙载和李煜之间的关系。

《色诺芬的动员演说》取材自色诺芬本人的著作《长征记》，色诺芬是古希腊很有名的作家，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我一直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著作有兴趣，这篇小说不过是随手一写。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座古城里醒来，而一个古代的人在我的耳边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建造的城市，它是亚历山大城！”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很年轻就去世了，死之前他已经建立了很多亚历山大城，他的远征路线一直到了印度。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写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我对他的生平特别有兴趣。

《利玛窦的一封信》则是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党校，看到利玛窦的墓地之后，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取材于他的《中国札记》和史景迁的研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读了这篇小说，你一定会对利玛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切历史小说也都是当代小说，正如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意地、尽量去寻找一种历史的声音感和现场感，去绘制一些历史人物的声音和行动的肖像。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历史小说的观念吧。这十一篇小说，于我是一种题材的拓展和大脑的转换，假如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和会心的微笑，我觉得就很好了。

交替写作是丰富自己的一种有效途径

王 琪：你的出生地是新疆昌吉，那里地域辽阔，风光秀丽，民族多样，有很多原生态事物的秘密，为什么你不用更多的笔墨描写自己的西部故乡，反而将大多笔触伸向繁华都市前沿的人群和生活呢？有人说，文学创作要自我否定，自我反叛，最后自我复归，深度描写都市生活是否意味着你对自己的一次次“否决”？想到过创作乡土、工业、历史、军事等题材的作品吗？

邱华栋：有，我30岁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系列18篇，叫做《西北偏北》，是关于我在新疆生活的少年记忆的。2000年去阿勒泰住了一个月，写了一本散文《绝色喀纳斯》。去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楼兰》。手头一直在准备一个三卷本的，从汉代到唐代的历史小说的材料，大概要写100万字，现在还没有动笔。还想写一个当代新疆题材的小说，正在构思。

长篇小说《长生》也有新疆背景。我写这部小说的机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我偶然接触到了丘处机的诗，就很喜欢，就开始给他的诗做一些笺注。这使我对丘处机这个道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多年前，我又读到了李志常道人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丘处机不远万里，前往现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下，和成吉思汗见面讲道的过程。这本书促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依据它写一本小说。

我后来一直没有动笔，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语感和切入的角度吧。但我时常会翻阅这本书，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这些年，我的足迹也走过了丘处机当年走过的地方：山东栖霞、昆嵛山、北京白云观、陕西终南山、新疆伊犁、阿尔泰山，以及他当年走过的河北、内蒙和新疆的其他一些地方。在近八百年前，丘处机穿越阿尔泰山，还来到过我的出生地新疆昌吉市，那个时候，蒙古语称呼那里是昌八剌。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我也常去白云观，也去过延庆县寻找过他当年的足迹。前年，在山东的昆嵛山上，我仔细地寻找过丘处机的行迹。昆嵛山是一座非常有灵气的大山，我在山中的雨雾中仿佛看见了全真七子修炼的身影，简直有些流连往返。昆嵛山上的神清观如今已经重建了，仙气弥漫，当年全真教几位开创者修炼的地方，如今都还在，仿佛昨天他们才离开一样。我当时就觉得，要尽快根据他的弟子李志常的回忆录，写一本关于丘处机西行的历史小说。回到了家里，我就开始认真地做笔记了。

丘处机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辽、宋、夏、金、蒙、元，还有西辽、吐蕃、大理这些地方政权互相替代、融合与交战，形成了一派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局面。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自然会有传奇产生。丘处机以七十岁高龄，不远万里前往阿富汗，给新崛起的人间霸主、可汗成吉思汗讲道，这就构成了传奇。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一历史事件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也是我这个小说家能够展开丰富想象的素材。

对于历史小说，我有些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觉得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因此，历史小说一定要进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里，从而描画出历史的当代声音的肖像。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熔炼》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觉得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是另外一路的历史小说，他把神话和欧洲人的历史以想象出一个全新谱系的方式来重构，其瑰丽和繁复的想象是我特别震惊的。我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我觉得，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与写法，都过于陈旧和传统，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没有进入到历史的复杂情景和人物的复杂内心，也无法逼近历史的真实，主要是依赖了习惯旧的审美趣味的大众在传播，在小说层面上，我觉得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

等到我自己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发现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丘处机是历史人物和道教宗师，我的书写必须要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来展开，这样我写小说的时候，想象力就无法展开，就会拘泥于历史的事实。好在这样的写作也是有趣的。于是，最后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说，《长生》这部小说是一部行走的书，是关于大地和心灵的书，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印象。出版之后，得到了一些同道的鼓励，这使我对我一直在准备的关于汉唐之间西域的历史小说三卷本的写作，有了一点信心。

自然，我这本书还参考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比如法国历史学家格拉塞的《草原帝国》《成吉思汗》，以及《多桑蒙古史》、方毫先生的《中西交通史》、许地山的《道教史》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了我展开叙述的支撑。这些年，我在写完了一部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就会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的交替写作，使我获得了审美上的休息和题材反差的快乐，也获得了某种我还在继续成长的喜悦。多年以后回头一看，我想我的写作一定是丰富和有趣的，芜杂和好玩的，这就好了。

观察并记录这个时代

王 琪：不难发现，你是最早自觉成为都市文学的写作者之一。 201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曾同时出版过你的《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两本小说集，从这两本著作里，我看到了城市里方方面面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其实，很多人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经受着生活的窘境，这种文学的艺术性展现开来，很多时候是破碎的、晦暗的，甚至是绝望的，这种写作潜意识的担当的确令人钦佩。这是你当初写作目的和意图吗？

邱华栋：我喜欢写系列小说，喜欢把我自己的小说归类。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的时间里，我写了60篇短篇小说《社区人》系列，后来以《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为题出版了。我将我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郊区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社区里，这60篇小说中有三分之一是很不错的，叙述的技巧比较精湛，基本是写实的风格，但是也有部分的变形和夸张。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

前面我说了，我觉得我写那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能够及时地以文学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观察情况写下来，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吻合。而且，因为我在北京的生活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和一个伟大的城市相联系，是保持你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文学史上，有很多杰出作家和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罗马、莫斯科建立了作品意义上的联系。我作为新北京人，和北京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王 琪：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00年曾出版过你的一部重要小说《正午的供词》，这部由爱情加犯罪组成的实验先锋小说出版后，曾被看成是影射某国内著名导演从而引起了很多争议，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你“预谋”的吗？

邱华栋：那部小说是我给自己三十岁的一个献礼，就是尝试各种文体都放在小说里，小说的主角是电影导演，不存在影射谁，可能书刚出版的时候被记者给乱报道的吧，它其实是一部很现代的小说。

王 琪：《正午的供词》因为出版后反响巨大，据说接着被北京一家知名影视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拍摄版权，那此事后来好像夭折了，至今未见播出。

邱华栋：嗯，是，有人买了电影和电视剧的版权，还请人写了剧本。比如邹静之写过一稿的电影剧本，我也写了。但后来都没有拍摄。

王 琪：《正午的供词》除了“好看”“耐看”之外，你个人认为，从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讲，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不是为了抓住普通读者对于明星大腕的猎奇心理吧？

邱华栋：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探讨艺术家之死的小说。灵感就来源于顾城杀妻事件。我觉得他当时杀了自己的妻子实在令我惊愕。艺术家走上犯罪道路，精神是怎么变异的，是我在这部小说中要探讨的起点。这部小说我修订过，最近想重新出版一下。

王 琪：你有过多年的报社记者生涯，那段日子你经常外出跑新闻、做采访，但这种快节奏、程序化式的工作并没有妨碍你文学创作，甚至有人称你文学天赋过人，相比于“闭门造车”式的很多作家，你反而“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请问华栋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邱华栋：呵呵，是啊，我的写作都是业余状态。大部分写作时间都是业余挤出来的，主要是利用好零碎时间吧。好在我一直在文化单位工作，不坐班，总是有些零碎时间的，关键是协调好时间，规划好每年要做的事情，用零碎时间去完成全年计划。

写作必须要有个性

王 琪：“一个作家首先随时都要保持一种状态，就像狙击手一样，就像猎手一样，就像运动员一样。”这是你曾说过的一段话。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听圈内朋友说，“老邱”是一个精力旺盛，创作非常勤奋的人，你这种状态，令很多人望尘莫及，以你斐然的创作成就，堪称当代中国文坛中青年作家的领军式人物，这种“作家的姿态”原出自哪里，能让我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吗？

邱华栋：哎呀，其实从内心里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文学而已。自己能不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我都没有想。但我的确是一边阅读，一边有较劲的心里，看到好的作品了，会想，我能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于是我就经常这么规划自己。

王 琪：很多朋友说你待人随和，具有文人身上那种少有的快人快语的豁达性情，对于生活中的自己和创作中的自己，你怎么区分和看待？作家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在很多作家缺乏个性的时代，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邱华栋：呵呵，是，我当了20多年的编辑。当编辑，就要为作家、作者服务，就会收敛个性。但进入写作状态，还是要狂想，要大胆些。必须有个性，否则写作没有意义。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写作的题材有个性，写作的资源不一样，都很重要。就我自己而言，我还在写我想写但没有写出来的作品呢。

王 琪：作家须有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目光，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谱系，在这个泛阅读的时代，文学变得轻飘起来，纯文学似乎更为边缘，你认为一个青年作家应该怎样有选择的去阅读名目繁多的书籍，才能不使自己的创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邱华栋：我读书经历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或者说读书的第一重境界，就是见书就读，什么书都读。这是一个人刚开始接触书的时候，他就像一张白纸，他什么都吃进，他求知欲极强，他非常想也非常需要读书，他必须读书，于是他见书就读了。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是这样，很少有我不读的书，凡是我见到的、感兴趣的，我统统去读它。不加鉴别，没有太多选择，凡是应该读的书都去读它。大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都是古文的。我半懂不懂，连蒙带猜地读完了它们，有些地方还配合小人书看。这样看起来就更好懂一些了。我现在记得阅读过的书，还有《中国动物故事集》，加拿大作家西顿的《狼王波洛》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童话，就记不得了，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应该都是那个时候读的。而不删节的《金瓶梅》，更是到了大学时代才读完的。中学的时候我还读了很多当代文学杂志，对王蒙以降的一百多个当代作家发表在八十年代的作品，我大都阅读过。后来，我经常遇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能够回忆起多年以前，阅读他们一些具体作品的情况。

上大学的时候，我一方面阅读先秦以来的文学作品，也读莫言、苏童等十几个当代所谓“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全面阅读西方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像莎士比亚、歌德、博尔赫斯、海明威、福柯纳等一百多个人的作品。我记得，我当时是按照大学图书馆外国文学部藏书字母的顺序来阅读的，此外，开始阅读其他人文类图书，历史、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书籍等等都读。我当时还有一个梦想，当大作家，就是必须把文、史、哲都打通，那种畅快读书的感觉，真是很过瘾。不过，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读书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读一部分你特别喜欢的作家作品。这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到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兴趣和兴奋点在缩小范围，也许他们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你应该读他们的全集和文集，甚至还该读有关他们的传记、研究资料和他所处时代的其他背景资料，这样，你就会把这些作家吃透，你会明白，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到底是如何写作，这些作家和他的时代的关系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必须明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完全超越他所属于的时代。你也明白了，从人到文，你为什么喜欢这些作家和作品，为什么会缩小到这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阶段，我大致搜集齐了我最喜欢的作家的所有中文译本，没有中文译本的，我尽量找英文本来阅读。这个阶段，我喜欢的中国作家，本书就占了很大部分。这本书大都是我写下的关于同时代的作家们的作品的印象和感悟。我记得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对于他来讲，文学批评首先就意味着表扬。他所写下的很多书评，都是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的表扬、评判和鼓励。这也就成了我写下这些文章的基调。

然后，就是读书的第三重境界，这个层次或者境界就是只读一本或几本你最最喜欢的书，或者反复阅读你喜欢的一两个作家，然后精心研究他的作品，你深深地进入这样一部书，或者，进入这样一个作家创造出来的全部自足的文学世界，你完全被这个世界所征服了，你需要了解他的全部，你必须像掘地三尺一样去读这本书。这个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很多人在读书的第一重境界之后，就消失了，不再读书了，因为后来的生存把他压垮了，他们没有通过读书去发现他自己，然后他就消失了。第二重境界，很多人也达到了，他们在阅读小范围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作家之后，也许会变成和那些杰出的作者一样的人。而第三重境界，需要你去确定阅读一本书的时候，这多少变得有些困难了。我就很难确定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书，它到底在哪里？它是《红楼梦》《金瓶梅》吗？它是《复活》和《百年孤独》吗？它是《尤利西斯》或《追忆似水年华》吗？我无法确定它。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说书越读越少的意思了。人类文化是一个金字塔，人类的精神现象是有高度的，一旦你攀缘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这之下的很多东西，就不用理会了。虽然现在每年出版有十万种中文图书，可是大部分是精神和文化含量都很低的东西。很多书都是对经典文化和古典文化精神的再开发再利用再普及，没有太多的原创含义。所以，品种虽然多，都是在低水平的重复和复制。而且，当代人写的书，由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因此也不用读太多。很多书，我们只需要读它开头的几句话，再随便翻一翻它，我就知道，这本书处在什么样的精神和创新层次，因而我会加倍地将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被时间淘洗后，剩下的少数我感兴趣的东西。

文学比拼的是精神价值

王 琪：截止目前，亚洲共有四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及中国的莫言，请你以此谈谈亚洲文学在世界文学处于什么地位？

邱华栋：谈到亚洲文学，那我只能谈点感觉。就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学，在当代世界是有一定地位的，也有很多好作家被全世界关注。但总体还比不上欧美文学的丰富和复杂。

王 琪：格非老师曾说过，世界文学是被建构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世界文学。由此可以判断，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趋势与世界的联系非常密切。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形成的格局，对亚洲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有多大影响？

邱华栋：格非说的有道理。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们杂志还办了外语版，几个语种都翻译中国文学，和很多翻译家联系，他们也有这种感觉。

王 琪：网络文学和纸媒文学相得益彰。网络文学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已经逐渐在改变文坛固有的局面，而网络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的冲击力之大令人始料不及，可见写作和发表的平台与空间已经不局限于纸媒，无论是传承还是颠覆传统文学，从审美和标准和批评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这种草根写作和网络文学，还有哪些功课需要去做？

邱华栋：新媒体影响当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是必然的。但网络文学的成就还需要观察。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只有一种文学，不存在什么简牍文学、碑刻文学、宣纸文学和胶版纸文学。以媒介来划分没有太大意义，文学比拼的，还是精神的价值，是与当代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的。没有精神的深度的文学，就没有价值，管它是网络文学还是纸媒文学呢。

王 琪：从16岁开始发表到现在，你已有600万字作品问世，期间一定有很多文学期刊伴着你文学之路不断成长。作为前《青年文学》执行主编、现《人民文学》副主编，在长期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中，你对文学新人的发掘和培养有什么良好的建议？

邱华栋：我们一直特别注意文学新人的出现，当了很多年编辑，我的鼻子很灵，闻闻一个作家的味儿，就知道咋样了；看一页就知道一个作家的段位。

《人民文学》一直开办有“新浪潮”栏目，每期都有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发表。当然，《人民文学》还是以全国名家作品为主的最高水平的文学原创刊物，的确有一个标准，也不是那么好发表。我们还办了面对30岁和40岁以下的两个新人文学奖，一个是与江苏省作协合作、面向全国30岁以下作家作品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另一个是在宁波办的、面向40岁以下作家作品的奖项。文学刊物一定要多给文学新人给版面，创造机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刚萌发写作欲望之时，邱华栋的大名和作品就频频见诸报刊。我曾怀着敬重的心情和他有过书信交流，他很快用武汉大学的信纸回复我，要勤奋写作，认真读书，扩大视野……年少时期那份对文学憧憬的心情如今看来，对我精神的鼓舞是多么重要。

时隔多年，邱华栋跃然成为国内一流青年作家。坚持不懈的文学创作，他用文学获得了尊严，用文学赢得了读者。在我这期为他做访谈之时，我依然在问自己：文学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推动着邱华栋持续旺盛的创造力。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是否还时刻让我们省察自己，帮助我们认识这纷繁芜杂的世界，使人成为人的本身？

(王琪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延河》下半月刊常务副主编。)

原载于《延河》下半月刊2015年3期“名家现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