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作家》杂志，2015年第2、3期连载了军旅作家陶纯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

这或许是多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剑”指军内腐败的长篇力作。

“我觉得写这部作品的时机成熟了。”上周，总装备部创作室专业作家陶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说的话，在心里酝酿很久很久了，不写出来实在不痛快。但是多年来，‘军队反腐’这个话题一直很敏感。”

陶纯已有十多年没有写小说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发表和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作家》、《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小说界》等刊物发表了中篇小说20多部。他参与创作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运》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外还多次获得军内各项文艺大奖。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和奖项，他仍觉得有“胸中块垒”难以表达、无法表达之痛。

“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2012年的冬天，当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向党内军内的腐败庄严宣战，他的心热了。

他对自己说：“现在可以写了。”

有读者在这部长篇里读到了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但陶纯却坚持说：“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反腐小说’。”

而先期读过这部作品的一些评论家、读者则认为：“《一座营盘》，是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又一扇大门即将被打开的先声。它为军事文学创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座营盘》，不是仅仅一座营盘

《一座营盘》，以我军某个军级建制的基地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来我军老中青三代官兵走过的历程。“说是‘一座营盘’，其实我内心是将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营盘的缩影来写的。”陶纯说。

故事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底的一场征兵展开，主人公布小朋因“家庭成份”不好，脾气又倔，靠姐姐布花委身于接兵连副连长康文定，才当上兵。康文定之父康又汉是A基地老司令，一身正气，康家人逐渐喜欢上耿直、憨厚的布小朋，多次出手相助，终于使这个出生于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在部队站稳脚跟。和布小朋同年入伍又分在一个连队的孟广俊，善于投机钻营，为人圆滑世故。早就瞄准“哪里油水足，就去哪里”的他，先是在部队经商的大潮中成了“能人”，后来又当上了基地营房处长；而老是心疼“军费”的布小朋偏偏当上了管钱的财务处长。尽管布小朋清正廉洁，但在“吃喝风”、“送礼风”等潜规则盛行的当时，他常为不得不违反制度和良知而痛悔不已。

布小朋和孟广俊二人既有一个连队成长起来的友情，更有立场鲜明的对垒。俩人曾畅谈理想，布小朋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能在部队当个上校就很满足了；孟广俊笑他志向太低，孟广俊的人生理想是当个“中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拿破仑的格言如今已传遍“营盘”，但是“只想当将军”的士兵，就是好士兵吗？孟广俊费尽心机攀附上了总部的一位大首长孔家瑞，花钱买到了“中将”军衔，终于成功实现了“人生理想”。但好景不长，十八大后，中央开始动真格“打虎”，孟广俊从人生最高处跌入囹圄。而布小朋虽然坎坷不断，最终成长为A基地司令员，成为中国军队新一代中坚力量的代表人物。

这还不是“军队反腐”小说吗？陶纯认为，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如果是“纯反腐”小说，一定要花大量笔墨用在对一件件腐败案件抽丝剥茧式的侦查上，花在贪腐官员对纪检人员和组织的反扑、暗算上，但在《一座营盘》里，这些都被淡化了。陶纯把更多的笔墨花在了因军中贪腐和“小圈子”对部队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上，以及在被扭曲的政治生态下，一批忠诚而正直的军人所遇到的严峻考验。

正是从贪腐和“小圈子”对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系统的政治生态的恶性破坏上，《一座营盘》的意义远大于一座座营盘。军队如是，地方如是，逆淘汰曾经到处都有。

“有读者说，孟广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相似之处，但在孟广俊的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大‘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陶纯说。

“谷俊山这样的人，即使不能说哪里都有，但至少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否则，当下就不会有数十名将军被中纪委、军纪委调查。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既是军队的耻辱，更是军队和国家的幸事。”陶纯说。

有读者质疑：现在还有布小朋这样一身正气的军人吗？陶纯肯定地说：“绝对有，这样忠诚和正直的军人，是国家的脊梁，是我们的军魂。每个单位都有。”

布小朋和孟广俊，这两个渐行渐远终成对手的军人，也可被视为一个军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朝左走，是布小朋；朝右走，是孟广俊。布小朋，走得很累，磕磕绊绊，有时甚至山穷水尽真无路；而孟广俊，越走越滋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不得不掩卷而思：究竟是孟广俊在顺应、利用和固化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还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在利用和“培育”乃至“浇灌”了孟广俊呢？

陶纯在书中还塑造了一个颇有份量的军人形象——夏忧。在常人眼里，他就是“瞎忧”，整天为国家战略“瞎操心”，而本人的仕途和家庭生活却一团糟。全书中，夏忧总共出场了21次，几乎涵盖了军队经商、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灭等重大事件，每逢大事，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常有着惊人之语还偏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党忧党，在国忧国，在军忧军，夏忧其实是个难能可贵的军人。夏忧其实是另一个布小朋，多一点在党忧党、在国忧国、在军忧军的军人，才不会亡党亡国亡军啊。他的军事理念和科技素养绝不逊于布小朋，可惜的是，他没有布小朋这么坚韧，或者说他没有能永远坚强下去，没有真的成为同事调侃的“夏坚强”，他把生命终结在了十八大以前。

战争时期，军人要坚强；和平时期，军人须坚韧。如果你要不被不正常的政治生态所扭曲和吞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尽可能地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你真的必须足够坚韧，这是一个合格军人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

他和他，都是农民的儿子

陶纯和书中的主人公布小朋为同代人，而且都是农民的儿子。

陶纯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姜楼镇陈店村，那里是鲁西平原地带，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黄河出河南后，经过他的家乡向东奔向大海。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和杀西门庆的阳谷县狮子楼，离他的老家只有几十里地，当地有着嫉恶如仇的乡风，民风纯朴。

陶纯发育长身体的年头，正是家乡农民最贫穷的时候。吃不饱饭，是他童年深刻的记忆。“你吃过榆钱吗？”他问，记者只能摇摇头，“那时，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榆树开花了，我们就爬到树上采榆钱。一串串的榆钱白白的，用手一捋就行，那样子真的像铜钱一样，中间有个眼。拿回家，我母亲就将它和玉米面合在一起，贴饼子吃。新鲜的榆钱又甜又有些苦涩，就算是农村孩子的美食了。”

家里兄妹五人，他是老大，下面四个全是妹妹。母亲干一天活，只能挣生产队七个工分，一个男劳力可以挣10个公分，折算一下，大概也就是一角来钱。陶纯11岁就下地干活，一天只能挣4个公分；到13岁了，可以挣5个公分。父亲没有读过书，母亲读过小学3年级，能识会写简单的常用字，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家里穷，读了小学，老古董式的祖父让他别读书了，理由是“读书白糟蹋钱，有了文化不会干农活，只能坑爹”。幸亏这遭到了他母亲的坚决反对：“不让孩子读书，让孩子没文化就是‘坑儿’。到头来，不是更‘坑爹’吗？”正是在母亲的顽强坚持下，他读完初中读高中，参加了1980年的高考。

陶纯的考分本来可以上地方上的名牌学校，他却选择了位于长春的一所空军机务学校，学的是地勤专业。“农村孩子，还是认为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当兵不仅很光荣，而且上军校期间，不用家里花一分钱，学校全管，每月还有津贴费。”

陶纯至今记得他离家去军校报到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情景。当地有“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母亲一宿未睡，为他包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然后凌晨4点多钟叫醒了他。平时他忒爱吃母亲包的饺子，临出门却吃不下了。6点之前，母亲等人把他送到8里外的镇上等长途汽车。天气已经有了凉意，穿着夹袄的他感到心里更凉，车开的一瞬间，望着母亲的背影，他止不住留下了眼泪。16岁的大男孩，之前他只去过几次县城，从没离开过父母，而军校远在东北，还规定一年半不能回家探亲。

一个乡村少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对家乡的依恋，都写在了《一座营盘》里。临行前的晚上，姐姐“布花特意烧了两大锅开水，倒进木桶里，让他洗得干干净净，把二十年岁月留在身上的脏污都洗掉，再换上新衣裳。泡在温热的水桶里，听到隔壁姐姐烧柴火引起的咳嗽声，他忍不住又哭了。”

留在布小朋心底的，不仅是饥饿，还有当兵第一天副指导员王新亮的话：“我们军人，花的每一分钱，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军费，军费是从国库里拨给的，其实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它包括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劳动成果，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军费”这个词，在全文中，反反复复出现了30次。正是贫困的记忆，让陶纯和布小朋这两个农民的儿子更懂得和珍惜“军费”的来之不易，“军费”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就是布小朋的人生“底色”：为什么他不同于孟广俊，他能做到“能贪不贪”，全在这“底色”里。而对陶纯，正是他写这部小说的源动力：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惊人的浪费、形式主义，甚至侵蚀到军人身上的封建迷信：“你这样瞎折腾，得糟蹋多少钱呀？这可都是军费，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军旅作家有情怀，更要有血性

陶纯的文学启蒙是在军校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蒋子龙、鲁彦周，以及军旅作家徐怀中、李存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站立在时代的潮头，直面人生、直面苦难，敢于打破一个个禁区，反映人民真实的呼声。陶纯读了他们的作品，有痛快淋漓的酣畅之感。正是这个时代潮，打开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军校生的视野和胸怀，让陶纯爱上了文学。

军校毕业后，陶纯来到驻扎在山东潍坊的空军部队。基层连队，生活条件很艰苦，要求严格，什么都要统一行动，每天晚上9点半，部队统一熄灯休息。陶纯就找到连指导员，请求人家把俱乐部的门打开，让他进去看书写作。指导员很爱才，关照说：“别太晚，12点回去睡觉。”

就这样，陶纯开始了艰难的创作之路，当退稿装满了床头柜的抽屉，终于，四川成都的《青年作家》杂志给他寄来了用稿通知。那是198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他的文学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