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面对《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的读者，都要深呼一口气，准备起充分的脑力和耐心，才能进入那错综复杂、紧致密实的历史叙述。虽然要“消化”这部作品并不容易，但它的吸引力却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有难度的阅读，更是有难度的写作。作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阿来完全可以轻松地以传奇方式写出一个好看的“瞻对”故事，但是他却偏偏选择了笨办法，以严谨翔实的历史书写和深远雄健的文学笔法完成了一次非虚构叙事。

在阿来看来，关于藏区，我们在浅表的风情和传奇之外，应该有更深刻的、更有精神力量的历史书写和现实指向。在七八年的时间里，阿来一边搜集、研读档案汇编、史志、实录等或清晰或模糊的清代史料，一边继续他在康巴藏区的实地勘察行走，以历史学者的严谨思维和民俗学者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重现了从清朝到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两百年间政府对瞻对以及康巴地区的统辖历史。

“这是我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创作方法。”阿来说，小说《尘埃落定》看上去很“传奇”、很“虚构”，实际上他准备了三四年时间，研究了十七八个土司家族的历史，不断地实地走访，小说里只有人物关系是虚构的，它背后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包括穿衣吃饭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我愿意下这样的功夫”，阿来说，这种扎实的材料准备会让小说更瓷实，更有根基。他从来不愿浮光掠影地写藏区，不愿耳闻一点故事就开始不切实际的想象。在他看来，想象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要符合生活和历史的逻辑。

进入的是历史，指向的是现实。“我去研读历史，不是为了获取传奇、娱乐的内容，对历史的关切其实是对现实的关切。不能藏在故纸堆里不出来，还是要回到当下。”虽然熟知藏区生活，但是阿来并不因此而“关起门来”炮制大同小异的藏区故事。多年来，他一直是在行走中创作，往历史深处走，也往基层藏区走，不断地打量、研究自己所生活的地区、民族。对他来说，这是没有尽头的工作。从早些年的《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一直到近期的《瞻对》《蘑菇圈》《三只虫草》，阿来说，每一部作品都只是一段时间内案头研究和实地行走的成果，没写出来的东西还有很多。他并不是有了一点小感触、小情绪就急匆匆表达，“有些东西没有形成作品，它只是我思想储备的一部分”。因为有这种“养蓄”，阿来的作品一直让读者信任。

“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写作多年，阿来却经常这样自问。以他个人的理想，作家应该有大的担当，对这个社会应该具有“建设性”。他感觉到有些作家面对社会问题时“审丑”的能力很强，审美的能力不够。文学一方面要很深刻地介入社会，有质疑和批判，但是不能仅止于揭露，文学的出发点应该是“善”的，是希望让社会更好。

作为四川省的作协主席，阿来一方面希望自己对文学的思考和创作经验能够对年轻作家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也在工作中带领年轻作家进行“实战”。四川作协为更有实效地贯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阿来倡议几位年轻作家组成团队，进行一部关于四川文化历史的剧本创作。“我们立足四川，深入挖掘四川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而不是流行什么就写什么。这些作家也不是一上来就闭门构思故事，而是先读书、搜集资料、深入各地考察，过段时间再进行交流、创作。”整个过程没有商业介入，作品完全出于艺术考量，等作品成熟了再拿出来吸引影视界。阿来认为，现在的影视剧太商业化了，这是一种“解放”，但是也带来了品质下滑的问题，我们不想在创作之初就受到干扰，只用自己的一点点资金来推进。“我办过刊物，有商业经验，清楚好东西始终会有读者，并不是只有俗滥的东西才会有市场。”

他鼓励年轻作家要走出去，走下去。“有些作家会说，我自己的生活也是生活，本来就是在生活中，何必深入生活。但是一个作家只是关注自己的生活，没有跟更广阔的、更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作品的境界、格调很容易有问题，至少在认知社会的程度上不够。”同时，他也提醒，不要让“深入生活”成为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流于浮皮潦草的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