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王雪瑛，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九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毕业于华东师大，师从钱谷融先生研习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2001年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访问哈佛大学。2002年夏应北美作家协会的邀请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题为《上海9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演讲。2008年8月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九届鲁迅文学院评论家高级研修班。2011年出席第九届全国文代会。2015年4月，出席全国首届文艺评论骨干会议。著有《访问迷宫》、《淑女的光芒》等作品集。2014年5月获得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优秀奖。

作者：

唐颖，女，作家、编剧。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静安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教师、上海市青年社交杂志社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策划部策划人员编辑。

至今共发表中长篇小说及话剧、影视剧共100万字。如《如花美眷》《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阿飞街女生》《瞬间之旅》《初夜》《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等作品。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小说一等奖。

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离开美国几年后，你决定写这个题材的，有什么原因和契机吗？

唐：我这本书，只是小我的一小段人生历程，也许包含了人们需要的信息，这是我第一次用一种非常positive（正面的）的姿态去写作，为了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之前我只写形象更为复杂主题相对悲观的虚构作品。

说到原因和契机其实很偶然。去年夏天，和出版社的编辑朱慧君聊起我在美国陪孩子读书期间的一些见闻，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对华人夫妇朋友星期天去购物，那是个冬天，下着鹅毛大雪，他们开车经过市中心，看到有个女孩高举标语牌，孤零零地站在教堂门口，标语牌上的字体醒目，写着：“抗议反对人工流产”“抗议歧视同性恋”，这对夫妇互相议论道，天这么冷，女孩子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她父母是否知道，待到近前，才骇然发现，这女孩竟是他们的还在读高中的独生女儿……

这位资深编辑几乎是激动地打断我，即刻要求我写下来，她认为，我在陪读期间遇到的点点滴滴都是值得记录的，她说现在这么多家庭把孩子送出去留学，他们非常需要了解我经历过的这些事，中国教育是个问题，但异国生涯无论对于小留学生还是家长未必不是挑战。“由你来写，怎么写都会好看！”她说。

王：那个夏天，你对编辑描述的那个雪天女孩孤身高举标语牌的场景成为你的动力。

唐：是啊，聊到雪天的那个场景时，我自己也是眼睛发热，心中感慨万分，与我面对面喝茶的编辑的强烈反应仿佛一次催化，许多画面涌上来，我回到家立刻打开电脑，在毫无计划的状态下，开始了这本书的书写，并暂停我正在进行的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

王：你是一个擅长虚构的小说和戏剧的作家，什么让你决定从虚构的掩体中跃出，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非虚构的写作？以这样的题材开始自己的非虚构写作？

唐：关于非虚构写作，虽然于我是第一次尝试，不过我较早便关注了。那是2000年我在纽约期间，常常要逛书店，发现那些书店每星期会张贴书店畅销书前十名排行榜，榜上分两大类，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我吃惊地意识到，在美国，竟然，非虚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和虚构作品不分左右。

而那时，中国的文学刊物还未有“未虚构”栏目，虽然有报告文学的体裁，但报告文学应该只是非虚构里的一种形式。

我这本书，初衷是希望和其他家长分享我所了解的美国高中校园，通过我和孩子的一些的经历获得他们可能需要的信息，也希望通过我的视角让读者了解这一个在媒体谈论最多的国家。因此比较有说服力的应该是非虚构这个写作形式。

王：当你带着儿子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你是一个陪读的妈妈，当你开始写下这段往日的生活的时候，你是以作家的身份在观察自己和儿子，观察你周围的世界，与自己以往的经验比较，认识更真实的美国。

唐：我朋友常说，作家是幸运的，因为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困难，日后都成为他们写作的材料。可是，当我带着孩子进入美国机场那一刻，各种可以称为“经历”的遭遇便一个接一个，不得不说我内心是有压力的，那时，我宁愿自己不是个作家，而换回生活的平稳光滑。

当我开始写下这段往日的生活的时候，我的确试图用更加客观的视角去评价或者去超越我曾经沉浮于其中的那段人生。

王：你的写作对象就是你和儿子，周围的环境，真实的美国，你这不是虚构和想象，而是直面自己的内心和经历，不需要为了情节，对话，戏剧冲突而劳心伤神，你觉得写作起来是不是驾轻就熟？你写得很快吗？

对于你来说，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成熟的写作经验，是不是让你觉得非虚构写作更加轻松呢？

唐：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是不同的写作体验。

虚构写作有一种审美的愉悦，也就是说，你会更着迷于文字的表达，“怎么写”重要过“写什么”。当文字迸出火花时，情节也会朝着意外的方向发展，每一次你打开电脑准备书写时，都有一种不知奇迹何时发生的期待，或者说，你在书写中探索着种种可能性，“未知”令你向往。

但非虚构写作，我可能更加关注，我要写什么，需要写的故事早就发生了，我在书写时有一种必须准确的限制，在风格上也尽量口语化和直白，也就是，我不能过于迷恋文字。

王：写这个非虚构的作品与你以往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写作中的挑战是什么？快感是什么？

唐：你前面用了“虚构的掩体”，很形象，“虚构”的确像个“掩体”，你不用太多顾忌，重要的是不存在“隐私”的问题。而在这一次非虚构写作里，最大的挑战是，我既要展示真实的图景，又要顾忌隐私，尤其是涉及儿子的那部分故事。因此，我比较多的着墨于他在美国高中第一年的那些碰撞，初来乍到，进入一个次序井然的异国校园，那些碰撞包含了大量信息，也是最能表达我这本书的主题。以后随着他自己的成长，与美国校园的接触面更广更深，其中的状态和心情一定复杂许多，那个空间却是我无法抵达的。

王：你从初到美国的安家，儿子入学开始起笔，让读者随着你回顾那段并不轻松的日子，如你所言，问题远远不是如何度过美国中西部的冬天，而是你们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始另一种人生？

唐：你一下字就从我十多万字的书里抓到了point（重点），的的确确，“问题远远不是如何度过美国中西部的冬天，而是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始另一种人生。”

的确都是障碍，落实住房，去一趟学校办公室，便开始意识到重新开始的难处。语言是问题，不同的校园和规则是问题，孩子的适应更是个问题。

王：你如何认识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你在这次非虚构的写作中面临真实的考验是什么？似乎你不需要采访众多的人，不需要调查事实的真相，你需要面对的是你那段日子中的真实生活，你和孩子面临着的真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考验和内心的波澜？你如何认识自己，呈现自己内心的声音？

唐：如何书写才能抵达真实，一直在挑战作家的洞察力。我认为，我们笔底的真实，仍然是相对的，尤其是，作为我一个外来的短暂的寄居者，我到到底能触及异国社会多少真实？语言的限制，与人交往的深深浅浅，都决定了这真实的程度，是表层的真还是深度的真。但至少，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传递出一些信息：我自以为开放，可以全身心拥抱异域文化，可在当下却稍有挫折便非常玻璃心，难道是因为曾经给予的期望太高，或者说，把移居他国这么一种人生中的大转折设想得太轻而易举？

那些日子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知道将遇上这些麻烦事，我是否还会有勇气做这个选择？我的困惑和质疑，是否也成了这本书内在的张力？

王：现在你的儿子的中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你的心愿完成了吗？他的高中时代快乐吗？或者说他在美国公立高中的学习生活，给了他以阳光的心态面对未来吗？

唐：这正是我这本书最关键的核心质疑。当孩子跨入美国校园，再也不会遭到老师的粗暴谩骂和重负荷的学业压迫，儿子说，老师从来不骂人，哪怕这天不交作业老师还是对你有笑容，不过，GPA（平均成绩）立刻就落下来。是的，属于低层次的磨难结束了。其他的问题出来了。异国他乡，父母和孩子们各各在摸索前进，两代人之间的通道远远不是那么畅通。

王：父母的人生经历和想法不能成为下一代应对美国生活的参考与依靠。他们必须在疼痛中强大，在历练中成长。

唐：是的，移居他国是一个特殊的转折，当来到另外一个语种、人种环境迥异的空间，你曾经生活的那个地方突然消失了，仿佛，你肉体的一部分也跟着一起消失，你的精神和心理，在某些片刻突然十分迷惘，你有一种强烈的失落的感觉。

我后来读到儿子的一篇英语小说，这也是他在大学修的一门小说写作课的作业，我在这篇小说里触摸到孩子从未说出的伤痛。当然，那是一种更加精神更加隐秘的痛楚，在他更年少时未必能清晰地感知，或者说，恰恰是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在异国社会更深地浸润，他渐渐碰触到了隐藏的锋刃。

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迁徙对于孩子都是一次伤害，“陌生”对于孩子就是伤害。人生中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受伤方式，被粗暴地侵害，也可能被优雅地刺痛，当你在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里，心灵的感受力也会更加敏锐，或许，在一个极其野蛮的地方，这种伤害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王：这正是我这本书最关键的核心质疑，这样的回答让我感到一种勇气和真诚，一种由真诚抵达的深刻！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题材上来说，《陪读笔记》不是什么奇特的经历，你以朴实的语言，自然的结构，真诚的情感，理性的分析，一段段真实的经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你和儿子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始另一种人生。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多元的阅读需求。你不回避问题和障碍，你不掩饰困惑与痛楚，你提出质疑，面对复杂，你勇于倾听自己，深入一个母亲和中国作家的内心，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