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的“思想改造”，1950年，陈书言加入国民党陆军。照片中，他的军帽上已经是青天白日的徽章，这个年轻人眉毛上扬，脸上却没有笑意。

　　陈书言成为一名国民党军人，可监控依然无时不在，它时刻提醒着你所拥有的过去。即使在洗手或洗衣服时，也会有人过来和你“聊聊”。他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不去多说什么，但常常感到不自由。他想成家了。

　　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的年代，台湾国民党军队中的低阶士兵曾被禁止结婚。

　　陈书言在1966年提前退伍。1974年，经人介绍，44岁的他与一名“本省”女人结婚。女人的前夫因病去世，她带着一儿一女改嫁。次年，陈心怡出生。

　　这是陈书言的第一个孩子，这时他已经45岁了。他疼爱地唤她“怡子”，休息时把她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她逛市场，帮她把油条掰成一节一节的，泡在豆浆里。

　　但由于背负着重大的秘密以及时时要自我检查的恐惧，陈书言变得易怒，他酗酒、打妻子，甚至在醉酒后关上门窗，扬言要开瓦斯同归于尽。

　　脱离军队，也没有给他带来免于恐惧的自由。女儿很想知道，他如何度过“白色恐怖”的年代，有没有遇到上面的盘问和麻烦。他说一定有，可问他是什么方式，他又说不出来。这段记忆，他谈得很模糊。

　　纪录片拍到一半，陈书言突然反悔：“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

　　“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恐怖。”

　　他担心儿女因此受影响，还有加入国民党时为他作保的两个证人——一个70多岁，一个90岁，会因此受牵连，被取消“国防部终身俸”。

　　陈书言没有终身俸，由于提前退伍，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人们印象中的外省统治精英以及资本家，其实只占少数，像陈书言这样的外省人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离开故乡和亲人，没有高官厚禄，在选举以外的大多数时候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他们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洪流中。

　　女儿

　　从江苏回到台湾，陈心怡开始想了解父亲的过去。

　　她准备了录音机和卡带，告诉父亲，每天想到什么就录下来。可是两个月过后，录音带还是空白的。“怎么不录？”“这几天我嗓子不太行。”“又不是让你演讲。”可父亲固执己见，这对于他来说几乎是生命的检阅，他觉得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想清楚，录坏了、时间顺序颠倒了可不行。

　　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2008年，陈心怡参加了外省台湾人协会的培训课程，这个课程要把普通人培养成记录者，拍摄以第一代外省人为题材的纪录片，让更多的故事被讲出来。参加培训的不少是第一代外省人的子女。

　　“我就记录我爸爸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说这个故事。”陈心怡这样决定。她想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与家人的关系变得如此水火不容。

　　陈心怡有很多年没和父亲如此亲近了。“他酗酒，对妈妈又有家庭暴力倾向，我很讨厌他，很恨他。”即使在拍摄过程中，她也曾和父亲发生冲突。那次，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骂了母亲，陈心怡把那句脏话原封不动地又丢了回去。

　　但当她拿着摄影机跟着父亲跑的时候，那种亲密感其实让父亲很开心，仿佛曾经很疼爱的女儿又回到身边了。陈心怡要跟拍他去市场买菜，跟拍几次后，父亲提议：“下次我走另一条路，那个已经拍过两次了。”

　　父亲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她说：“明天我跟你讲什么？”

　　陈心怡突然觉得，也许父亲希望的并不是被拍摄，而是那个跟前跟后的女儿再回到身边。

　　“父亲的态度一直是一样的，他一直对我们敞开心胸，是我拒绝跟他沟通。他对女儿的爱始终没变。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他搭起一座桥等我走，只是我不愿意。”

　　陈心怡也没想到，通过拍一部纪录片，她和父亲的关系改变了不少。“现在他就像我的老宠物一样。”她说着笑了起来。

　　第一代外省人与第二代外省人的隔膜不仅来自于年龄和经历，也来自认同。与台湾第一代外省人不同，第二代外省人大多出生在台湾，接受台湾的教育，他们认同住在台湾是生活、商业甚至文化的现实。

　　父辈南腔北调的口音让外省人的身份暴露无遗，而他们的儿女不会在生活中刻意强调自己是外省人。但在家里，当陈心怡和妈妈那边的亲戚对话时，还是能感到自己与他们的不同。

　　在这个重组家庭中，哥哥姐姐是“深绿”，父亲是“深蓝”，陈心怡是“浅蓝”。“我没有办法像爸爸那样认同台湾和大陆的所有关系，我也没有办法认同民进党的所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