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1934年的文论《论新诗》中，就指出：“我们的时代是在暴风雨里，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有多少生命在惨痛地往死路上去……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作为一个诗人而活在眼前的中国，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不然，那真愧煞是一个诗人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父亲一生都非常看重和大力提倡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他先后在许多文章和众多言论中，都提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土壤”、要“深入生活”的主张。在1942年写成的《从学习到创作》中，他明确指出深入生活和正确的世界观，是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因而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论。父亲还一直大力提倡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向大众学习，向民间学习。他曾下力搜集过民歌民谣，以通俗易懂、易于被民众接受的语言，写出优秀作品。他早在1940年的《我怎样学写新诗》中，就明确地提倡：“……向大众口语的源泉里，汲取一些活的诗句，……大众的口中流露了多少诗人笔下写不出来的妙句，这妙句只要你肯躬腰，真是‘俯拾即得’呵，……该要生活来充实诗的内容，该向大众学习自己的诗句了。”他又在《<臧克家诗选>后记》中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包括旧诗和民歌)，它们以极经济的字句，表现出很多的东西，朴素，铿锵，使人百读不厌。我在写诗的时候，有意地学习这种表现手法。……人民的口语在我的习作中也起了作用。”不仅是诗歌，从父亲对于文学的其它门类，如散文等的创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对他的巨大影响。

　　父亲一生都坚守在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文学创作的阵地上，从来没有改变他认定的真理，无论风吹浪打，不改初衷。他曾在民众的苦难中，于1934年撰文指出：“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而大言不惭地唱恋歌……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的”，并对当时“新月派”诗歌中过于注意外形上的修饰，而内容大多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对“现代派”以神秘派的诗的形式，表现一种轻淡迷离的情感和意象，缺乏时代气息；对于某些革命派诗歌的标语口号式倾向，都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父亲不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观点上，坚守着这些原则，而且在解放前他主编报纸刊物的方针上，也强调了这些主张。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争连着战争，社会黑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和不断奋起的斗争之中。1946年，父亲大力支持和协助青年友人们创办了《诗创造》丛刊。在决定办刊之时，父亲向他们提出需要注意的两点，首先就是“一定要搞现实主义”。在这些编辑者大目标共同一致，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不同见解的时候，父亲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部分编辑人员的如下主张：“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有时候，因为观点的不同，父亲曾与持不同见解的青年友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在这段时期的文章中谈到：“眼前是这样一个时代，真和假，丑和美，罪恶和正义，自由和奴隶，对照得如此鲜明，如此强烈，彼此在批着对方的面颊，而斗争的红血不断地流。”(臧克家：《论十二位诗人的诗》)“在今日意义上的‘新诗’，语言的近代化、口语化是必需的，而最主要还是内容方面强烈的时代性——也就是斗争性。”(臧克家：《新诗》)让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父亲，让一生为人民而战斗的父亲，在人民的苦难和不屈的斗争面前闭上眼，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场友人间由于文艺观念和办刊方针不同，而引发的争论和思想交锋，是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诗人和编辑者，与显示出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同仁们的思想斗争。这场论争不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坚守在这块文学阵地上，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初衷不改，而且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理论和创作鼓与呼。同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其中的名篇佳句，讲述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的体会感悟，父亲陆续写了许多有关古典诗文的赏析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一些“心中有感、笔下有情”的作品，都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如《诗人之赋——重读<阿房宫赋>》等，作为保留节目，直到文革后还几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深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1990年，这些文章结集为《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出版。父亲为坚守和捍卫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化、大众化阵地，切实地做着大量工作。

　　步入晚年和暮年，父亲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园地耕耘了一生的老战士，不顾年老体衰，更以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中国文坛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接到很多群众来信，反映文学界尤其是诗坛存在的一些问题；许多文学界的友人也谈到这些情况：现在的文坛上，出现了念不懂的晦涩的怪诗，用新名词堆垒起来的奇文，不知所云的小说……父亲对此忧心忡忡，十分焦虑。于是，不论是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中，还是在有关文学问题的会议上；不论是在家中接待旧识新交，还是在与友人、读者的通信中，他都旗帜鲜明地对这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和文艺界潮，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这位文学界的老者和过来人，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活生生的例子，用自己数十年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语重心长地谈到，现在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离人民、生活和时代越远越好，去“狠挖个人内心”；一些人对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淡然视之，甚至全盘否定；相反，对于国外的一些东西，有的是连外国人都已经摒弃的东西，不分香臭，不问后果，只管拿来。结果，连我这个老诗人都成了“诗盲”，读者不满，专家摇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要前进，要革新，要与时俱进。但是，革新和前进要有个坚实的基础。脱离现实和人民，任意标新立异，结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为群众所厌恶，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声誉。写诗，不要忘了民族风格，要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学外国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大而化之，以我为主”。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应该总结经验，以利创作。作家要下到生活的深处，不然，就没法了解新的现实生活和战斗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新事物面前，就会“眼前有景说不得”，只为相看不相知了。现在，有的人主张从零开始，不要传统。水无源，人没有祖宗，怎么行？知古才能知新。父亲还指出，文艺创作是各式各样的，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产生过著名篇章而传诵永久。可是，每个时代的大作品，大作家，都是与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启发、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前进的伟大号召力量。大作家和名作家的分界线就在这里。……父亲不仅对作家、诗人，而且对文艺理论研究者和报刊编辑，也提出了为繁荣和正确引导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应该恪尽职守的要求和期望。父亲这些文学观点和主张的提出和一再重申，在当时是顶着压力和个别人的非议甚至谩骂、攻击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这块没有硝烟战火和刀光剑影的地方，父亲知道，有些文艺思想、观点和文学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激烈的。对于个人遭受的压力、打击和曲解，这位经过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的老战士，这位淡泊名利并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世纪老人，对此历来淡然处之，毫不在意。我想，时间与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父亲为之坚持和奋斗了一生的文学主张，是经得起中国文学发展的考验的。

　　父亲对中国文学事业，尤其是中、青年文学作者，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在他生前，曾培养了几代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1996年末，92岁的父亲满怀深情地为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和文代会寄语：“身在文艺界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深入生活，锻炼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大作品，成为大作家。同时，应该注意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好作品，多予表扬；对腐朽有害的东西，严肃地给予批评，使是非有准，正气浩然。我作为一名九十二岁的文艺界老兵，期望这两个大会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起到更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5年以后，97岁的病中的父亲，又以《继往开来，走向辉煌》为题，贺第六次作代会召开：“……我年近期颐，老朽矣。‘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代绿茶。’自然规律已使得我不能再用手中的铁笔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呐喊了。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广大的中、青年作家，我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更应继承；对于外国文学，要学其精华，为我所用。希望祖国文学战线上的同志们，能踵事增华，贴近时代，关心人民，深入生活，真正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大作品来！”

　　一名在中国文学战线战斗、工作了一生的战士，直到他的耄耋之年，依旧高举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大旗，依旧怀揣着深切期盼中国文学事业沿着正确的康庄大道发展、前进的拳拳之心，依旧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学大树，除去枯枝杂芜，添一铲土，育一棵苗。这就是父亲——这位老战士的本色和心愿呵！

　　怀揣着祖国、人民和文学事业

　　坚韧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实在不愿提笔写这最后一个小节。我情愿将这段记忆永远封存。因为，父亲从2002年底因病住院，直到2004年2月5日辞世，眼看着他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眼看着他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天天衰弱，我深感撕肝裂肺万箭穿心般的痛。然而，99岁的父亲，以令我震撼的精神和毅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那样坚韧顽强地与病魔、与死神，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持久战、拉锯战、阵地战和白刃战！当他安详地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生命的阵地上，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战斗和坚守到了最后一息！

　　重病的父亲，依旧是一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战士。你看，当他第一次呼吸衰竭，住入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机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和医护人员为此忧虑万分，生怕近百岁的老人挺不过这一关。但是，仅仅半天，父亲就能够脱离机器自主呼吸。第三天，他就在大家惊喜地簇拥下，微笑着被送回了病房。在离开重症监护室的那一刻，他为自己的胜利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这一仗，他又打赢了！他在为自己庆功！医生们多次对我们说：“这老人，真牛！他创造了我们医院治疗史上好几个‘第一次’，有的真是医学奇迹！”的确呵，一年多的时间里，医院为父亲报了六次病危，但是，父亲硬是五次击退了死神的进攻。这发生在近百岁的老人身上的战斗故事，怎能不是奇迹？！

　　在父亲病情相对稳定的一段日子里，老人示意身边的家人为他拿来纸和笔，他要再用这些陪伴他战斗了一生的武器，写下心中不忘的话语。亲人们望着白纸上已不成型的笔迹，问他在写什么？父亲一字字大声地说：“时代精神！人民大众！”重症在身有时神志已经模糊的父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念和挚爱，这怎能不令人深深地震撼和感动？！

　　2003年10月，父亲刚在医院度过99岁生日，病情又一度恶化。然而，当刘云山同志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他，向他讲起祖国繁荣、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现况，以此来告慰这位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时，已经不能讲话的父亲，吃力地抬起瘦弱的手臂，高高地，高高地树起了大拇指！因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中国人民的富足安康，正是父亲战斗的目标，一生的向往；也是他心中不灭的牵挂啊！

　　今天，当我们迎来父亲百岁诞辰的时候，我的耳边，那样响亮地听到了他略带山东口音的话语：“我，其实就是一位战士！”是呵，这位矢志不渝的永远的战士，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事业和理想。他，不仅是我人生的楷模，也永远活在他战斗过的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