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这是他们在荷兰进步友人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电影机前留影。
　　
　　周恩来能喝酒，但往往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偶而也有心情不佳时的应酬。周恩来饮酒一般很有节制，经历过无数酒宴，喝醉酒的时候很少，且都发生在他高兴愉快、情绪极佳的状态下。
　　
　　新婚之夜第一次醉酒
　　
　　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邓大姐后来曾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过这件事，她笑着摇摇头感叹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喜结良缘。这对革命情侣摈弃一切陈旧习俗，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几个亲密同志聚在一起喝酒乐一乐而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的气氛热烈而祥和，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以至喝醉了酒。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也在场，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且又是周恩来的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让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谈天说地。
　　
　　周恩来对有幸能找到邓颖超这么一个知心爱人非常满意，他俩的相爱历程他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想来就春潮澎湃，温馨无比。周恩来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嘛。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
　　
　　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1924年，周恩来归国，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往广州，此时他们已经有5年未见面。
　　
　　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邓颖超从身边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喝大酒比嗜好抽烟还要伤身。
　　
　　在莫斯科第二次醉酒
　　
　　周恩来的第二次醉酒，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周恩来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得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则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周恩来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反应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一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他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彩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这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而是悄悄地转向了苍白。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虽然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为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谈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愣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但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志愿军凯旋归来第三次醉酒
　　
　　不过，在国内喝酒，周恩来脑子里的那根弦就不会绷得很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于是，周恩来便有了又一次的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秘书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秘书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于是，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茅台。
　　
　　大凡刚从前线下来结束了生死考验的人，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周恩来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周恩来终于接受了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他兴致很高，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曲，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还好，周恩来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即便醉成那样，他对文工团的女兵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她们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朦胧，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地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大家立即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的喝酒，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几乎都碰过杯。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
　　
　　这次醉酒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而这次毛泽东也没再原谅他，而是批评了他。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不过，周恩来这一次的酒醉，反而让人们觉得他更可亲、可爱、可敬，足见他有着深挚情义和充沛感情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