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远的黄土，卷起漫天沙尘。卧虎山下的翟村，在尘埃中静默着。古老而悠长的村巷，延续着祖祖辈辈寂寥而困顿的生活。黄土塬上的艰辛劳作、前途命运的飘忽渺茫，以及饥馑、梦想、欢乐、挣扎，留给一个少年张行健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沧桑岁月从黄土塬上、从他的头顶匆匆掠过，古朴的民风、变迁的村庄、生活的内蕴，使他一次次以深沉的思考、深情的目光，关注他的乡亲、凝眸脚下这片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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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的乡村，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中。随着一扇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拽着妈妈的衣角去走亲戚。即将得到的爱抚和馈赠，使他小小的心灵里充满欢乐。一排排古旧的村舍，在他们身后渐次退去；村里学识渊博的老秀才编撰出考究的对联，把乡村巷陌点缀得红红火火、墨香四溢。小男孩一户一户认着对联上的字，童眸里闪烁着好奇和快乐。起风了。有户人家的对联不知何时被风吹去了一半，剩下的一条在风里“哗哗”作响。小男孩遗憾地看着，四下搜寻着。蓦地，他发现了挂在麦秸垛旁的另一半对联，飞快跑过去捡拾起来，歪着脑袋续读着上面的大字，露出纯真稚气的笑容——这就是童年时的张行健。乡情的滋润、村中氤氲出的浓郁文化氛围，使他汲取了最初的生命营养。

村旁的卧虎山、山脚的黄鹿泉，以及黄鹿泉里跳跃着一头金色小鹿的美丽传说，使这块灵秀的土地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与众多的农家孩子一样，张行健在乡村的田野里栉风沐雨，随大人春种秋收，体验着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虽然父亲在外教书，但一个大家族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于是，学校一放假，他就会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中挣工分。那年，十年九旱的土地迎来了一个少有的丰收年。沉甸甸的谷穗、长到一尺来长的 “白毛牙”玉米、饱满的大豆，使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里。为保护秋作物，村里安排他与几个小伙伴成立了护秋队，每晚在山山峁茆、沟沟梁梁间巡夜。那是他如此真切地触摸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满天星光下，目眺朦胧的远山，静听天籁共鸣，他感到自己的心从没有和土地如此贴近过。静夜里，他心灵的琴弦就这样一点点被拨动，对家乡的理解、感恩、依恋等诸多情感，悄然融入这块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

然而，他的家乡和他的乡亲，更多的是经历着贫穷和饥馑；他的成长岁月，更多地和饥饿联系在一起。他曾吃过难以下咽的返销粮，陈年红薯干散发出的怪味，至今还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也曾一口气吃过5个生萝卜，才觉得填饱了肚子。因为营养不良，他高大却瘦削的身材仿佛是那个年月的印记。他清楚地记得，一年腊月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打开后才发现是头米猪。这种体内有囊尾蚴寄生的猪，必须深埋地下一米，才不会对人畜造成危害。但是，在那几个月不沾油星的年代，有谁舍得这样做呵！在村干部通过广播 “一人可分半斤肉，自愿领取”的喊话声中，乡亲们陆续向队部走去。“当时没有一户不要。乡亲们还自以为过了一个好年。”多年后回忆此事，张行健发出了轻声的喟叹。那饥饿年代苦涩的回忆，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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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因出身不好，他无缘高中的大门，回村里当了一名真正的农民。这段时期，他学会了耙地、割麦、扬场等一应农活，并担负起了上山炸石头、打隧道、挖水渠等壮劳力干的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政治上的歧视，一起压在16岁的张行健肩上，使他看不到希望和未来，认为自己将在这小山村里了此一生。“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当一名生产队的副队长，领着社员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张行健苦笑着调侃。

苦闷与彷徨中，父亲放在家中的一箱书籍点燃了他的希望。暗夜里，他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蒋光慈的《诗文选刊》等书籍，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片光亮。林道静、梁生保等人物形象，使一个少年的心灵受到震撼，他被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力量深深打动。

命运就在此时发生了扭转。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下，他离开翟村，来到蒲县的大山里，当了一名小学代教。没有了政治上的歧视，远离了生活的劳累，他以全新的姿态，开始了教书生涯。然而，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傍晚，学生放学后，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学便沉浸在一片漆黑中，看不见人影，听不见人声，只有山风的呼啸夹杂着野兽的哞叫回荡在幽静的山谷。孤独、寂寞、饥饿、恐惧，一股脑儿向他袭来，考验着他的意志，使他经受着命运的另一场磨砺。饥饿难捱时，他曾在黑夜里摘回田里的茴子白，在盐水里煮得半生不熟，就匆匆吞下。然而，精神上寂寞，又拿什么来填充呢？

阅读，再一次使他的山中岁月变得多彩而充实。静夜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气势雄浑的战争场面，使他的心情随之波澜起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使作品中的各色人物、景物穿越时空，撼动着他的心灵。书籍，再次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文学的天窗。备课、批改作业之余，他悄悄地拿起笔，开始构思自己的小说，用尚稚嫩的笔，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悟。然而，惴惴不安的盼望中，收到的常常是厚厚的退稿信。这一切，并没有泯灭他对文学的痴爱之情。

两年后，他顺利通过转正考试，来到蒲县一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一次，闻听著名作家刘心武、王蒙来山西师大讲学，他不由充满激动和兴奋，特从大山里一路颠簸赶去师大，为聆听大师教诲、一睹大师风采而激动不已。

迂回曲折的山路上，印满一个少年对文学的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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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张行健从蒲县中学考入山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深造。踏进大学的门槛，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校园里浓郁的学习氛围，同学之间的切磋、交流，老师的教导、鼓励，使他像一条鱼，逢到了一泓生命的清泉，自由、欢快地畅游。

课余，跳跃在心中的文学之梦，使他再次拿起了笔。随着《田寡妇后传》、《秋风萧瑟》等小说的问世，他在学校里声名鹊起，也引起他的老师蒋福泉的关注。不久，在蒋老师的建议下，中文系专门为他组织了一次作品研讨会。那天，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外语系、数学系的同学也闻讯前来。老师的肯定、同学们饱含钦羡的目光，使张行健感到了莫大的鼓励和鞭策。静夜里，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思考着过去的岁月、思考着以后的创作之路。

回眸故乡，他激动难已、心潮起伏。那块浸满苦难的土地，赐予他珍贵的人生阅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丰富矿藏。一个星期天，他乘公交车来到迎泽公园，在假山背后的草坪上找了一块僻静地方，盘起腿在膝盖上开始写小说《姨夫》。波光滟潋的湖水、绮丽的景色，于他全然是别人的风景。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又回到了乡村、回到了熟悉的农家小院，一个个人物，在他笔下呼之欲出；一个个场景，在他心海泛起波澜。黄昏，一万二千余字的小说《姨夫》终于脱稿。此篇小说和《在山坡，在农家小院》的发表，引起了山西文坛的关注，使他跨入青年作家行列。

随着他的作品频频见诸报端、刊物，引起了著名作家西戎的极大关注。西老在多种场合打听他，了解他的创作近况。一次来临汾出差，西老专程去当时张行健供职的教育局看他，并充满感情地对身边的人说：“在山西第四代作家里面，我喜欢张行健。行健的每篇作品我都读，他的作品以农村素材为表现主题，以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表现手法，能写出晋南一带的风俗、民情、地方文化和人物命运，读来有一种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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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健迎来了激情澎湃的创作阶段，时时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创作冲动。这期间，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简陋的平房内，冬天烧土暖气，放置屋外的水箱常常结冰，屋子里冷气袭人；夏天，在太阳的炙烤下，逼仄的屋内像蒸笼一般。上班之余，他还接送幼子、打理家务，紧张而忙碌。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能不分场地、不分环境地展开写作。孩子生病打吊滴，他把稿纸铺在床边，一边照看孩子一边进行小说创作，孩子一部液体输完，他刚好写完一个章节；他自己生病住院，也忍着病痛，在病床上写下了立意超前的中篇小说《黑月亮》，以对女性命运的深层次思索，引起社会关注。

山西省作协通过省委宣传部，为他请了4年创作假，给予他充分体验生活和创作的时间。1990年，他创作的小说《山校》获“山西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入选山西建国50年50篇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山西文学》推出了他的作品专辑，《黄河》杂志也发表了他的“青年作家小说创作专号”。不断彰显出的创作实力，使张行健当之无愧地成为山西“文坛晋军”之一。

在写小说的间隙里，他以平和的心态、舒缓的笔调，闲庭信步似的进行散文创作。“写散文的心境、状态与小说创作是不一样的。散文主要写人的性情和心性，不像小说创作包含着强烈的文学使命感。写散文也算是小说创作间隙一种休息和调节吧。”然而，他不经意的散文创作却花开遍地、娇艳芬芳。1992年，他以黄土地上的婆娘们为创作素材，立意新颖、语言简洁优美、富有浓郁的晋南农村风情和深邃的人生思索的散文作品《婆娘们》，获五年一度的“人民文学奖”，并被《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翻译；《散文选刊》也选发头条，香港中文大学将此文选入教材，收入香港《古今经典散文》一书中。之后，散文《北方的庄稼汉》再次被《散文选刊》头条选载，《故乡的冬》也被《读者·乡土人文版》选用。不久，他的散文集《我的乡村，我的田野》带着墨香奉献在读者面前。记者采访时，他的一组散文《经历乡村》刚刚获得《中国作家》第三届“金秋之旅”散文一等奖。

他的散文作品，无不生长在故乡那片熟悉而亲切的土地上。沾着泥土、含着露水，带着清新、质朴的气息和生活的思索，在原野里散发着幽远的馨香。

创作的间隙里，他经常回到那块生他养他、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地，感受那扑面的山风，了解乡亲们的生活现状。他婉言谢绝各种宴请，走进最贫困的家庭，坐在他们的炕头上，和他们吃同一锅饭，聊最贴己的话，了解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困惑、茫然、所思所感，从生活的源头撷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他以自己的勤奋笔耕，共创作出300万字的作品。其中22部中篇、50余部短篇、1部长篇、10余篇散文以及几部报告文学。在创作上，他得到了著名作家、评论家李锐、段崇轩的悉心指导和扶持。李锐优美而富有质感的语言曾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在他创作的困惑阶段，段崇轩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不要写那么多，要多读书，善于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中篇小说《田野上的教堂》发表时，面对重重阻力，段崇轩先生对他说：“行健，不怕，有问题我们担着！”之后，这部小说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体现出文学强大的社会力量。每次相见，两位老师都要和他促膝而谈，交流创作的近况，叙谈生活的琐碎，如师如友，给予他生活和艺术上的点拨和启迪。

创作的丰收，并没改变生活的困窘。没有自己的书房、没有较好的创作条件，使他在琐碎的生活中挣扎着，并因此发现着繁琐的魅力，发现着平凡小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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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情喷发的创作阶段，张行健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发现许多作品尚未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没有真正反映出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东西。他逐渐冷静下来，以理性的目光，进行生活的过滤和思想的沉淀。

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手法，以浑厚的黄土高原、生生不息的乡土人物为载体，探询生命的恒久力和丰富内涵，在自我否定、积极探索中不断调整写作视角，充盈、完善写作手法，丰富和挖掘写作内涵，使自己的作品更富有现实透视力和历史厚重感。

2001年，他的中篇小说《倾听生命》以激情的笔法写永恒的生命主题，把笔触伸向了生命本身。通过对生命的关照、剖析、诠释，写出了个体生命对生的强烈渴求。此篇小说不仅表现了弱势群体，更有对生命的思索和拷问，荣获《中国作家》和《女友》杂志“路遥文学奖”二等奖。

生活体验与情感经历永远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创作资源。无论走到哪里，张行健心中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故乡情结，笔下总流泻着对乡村生活的切肤体验和感受。许多普通、卑微、甚至有些委琐的小人物，在他摊开稿纸的此刻，带着各自的生活和故事，从村巷、从乡间土路上走进他的心灵，触动他的思想和灵魂。在思索和嬗变中，一组（9篇）反映农村普通人生活状况和人生命运的短篇小说问世了，这组性灵之作代表了他近几年的创作水平，也给他带来了好运。其中《乡魂》人物鲜活，语言简洁，展现了晋南风俗民情和地域文化，获2001—2003年度山西省最高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今年，《故里物语》以四则题材、人物不同、各有千秋的短篇小说，再次蝉联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故里物语》中《三婶》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简洁诗化的语言、令人喟叹的悲剧结局，凸显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根壮老汉》中那荒凉的山、植树的老汉、天上一枚老太阳，勾勒出美的意境，营造出诗意的氛围，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和凝重的时代与历史意蕴。

2006年5月，作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从54位作家中投筛选出的首届10位签约作家，张行健与省文学院郑重签约，让自己的作品得到社会和更多读者的检阅。签约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创作出5部中篇小说：《城市小麦》、《在故里的上空飞翔》、《翰墨大院》、《荒漠沉日》、《捞河汉》。其中近4万字的小说《在故里的上空飞翔》以一只老鹰的生活轨迹、生活态度和生命意识，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个体生命的曲折与坎坷，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生命的丰富内涵。此篇小说发表在北京大型文学季刊《现代小说·立秋卷》上，编辑放置头条隆重推出，并在卷首语写道：“一个作家一生也许不会有太多精心制作，但有一篇被人称道也就不枉一生心血了。”前不久，此篇小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的权威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配发了评论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深刻意蕴。

长篇小说《古塬苍茫》也是张行健签约期间的扛鼎力作。那是春节过后，张行健回乡拜年，与三叔聊起了当年的古塬狼事。当时，太行山余脉的太岳山东南山麓，由于大规模的开采，迫使许多野生动物朝古塬一带迁徙，致使古塬村落笼罩在恐慌和防范中。本打算当天回城的他，与三叔在土炕上一聊就是四个晚上。三叔的讲述，在他面前展开了苍茫而辽阔的人与自然生活画卷。人与狼之间一系列惊心动魄又惊险奇绝的故事、人与狼之间的恩怨情仇，调动起了张行健童年生活的经历，引起他对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深邃思索，以及对生态环境与生命本质的理性追问。

目前，张行健与张维良合作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谁在里马克河畔哭泣》正在创作中，已完成38万字，预计今年年底这部50余万字的心血之作将与读者见面。

一束冬天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静静地落在书桌上，洒下一片温暖。尚不习惯使用电脑的张行健正在伏案写作，他觉得只有拿起笔，听着笔在纸上“沙沙”的摩擦声，心中的种种感受才会倾泻而出，并沉浸在创作的愉悦中。笔移神游间，他的目光掠过山川河流，深情凝眸他的乡村、他的田野、他生命中凝重苍茫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