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李劼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的“大河小说”、特别是《死水微澜》无疑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巨作。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中国最符合诺奖的作家中，李劼人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一位著名文艺评论家甚至认为：“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是诺贝尔文学家族中最合适的人选。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该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得到充分的评价……”
　　
　　一代大师的文学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在文学史上也不是吊诡之事。问题在于，李劼人的文学成就被低估乃至被忽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日本学者竹内实在《埋没的作家》中陈述了一个原因。他说：李劼人1936年发表《死水微澜》，那一年北京的老舍发表了《骆驼祥子》，萧军在上海发表了《第三代》，而李劼人“一直住在四川成都，离开了当时文坛的中心地上海，继续做着孤立的文学活动，这也是他为文学史家所忘掉的原因之一”。我认为，竹内实的观点实际上指涉到新文学史上外省文学的身份和地位的敏感问题。这是一个既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但在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这也是一个完全被遮蔽了的重要问题。被遮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事实上外省文学由于在文学场的空间结构中所处的边缘位置，它的文学身份和地位需要文学中心来评价和认可，这里面实质上就隐含着文学的地缘政治学的问题。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空间关系，我借用这个概念是想阐明文学场域中边缘与中心的空间关系，因为文学空间关系实质上就意味着文学的权力关系。在此，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又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所谓“文学场”是指文学领域内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结构，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坛”。文学场是一个开展文学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场所，它的本质特征是对各种文学资源和文学权力的安排和分配。这种安排和分配作为一种体制结构又相应地决定了不同位置之间的权力关系。文学中心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特别是文学体制设计的原因，一直处在场域中的主导位置，占有绝对多数的文学资源，并且拥有主导性的话语权，用葛兰西的述语来说就是文学中心操控着文学的领导权，拥有制定文学评价标准的裁定权。因此，文学中心和文学边缘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依附性关系或者说支配性关系。外省文学的最显而易见的依附性表现在，外省文学没有文学的终极话语权，外省文学的成就和经典，并不是由外省文学自身来评估和认定，而必须依赖文学中心来颁发认可证书或荣誉奖励。文学中心在体制安排的历史实践中，已然成为文学成就和荣誉的权威性认证中心，一个作家的大师身份和作品的经典地位，也需要经由这个认证中心的确认后，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从而占有一席之地。
　　
　　李劼人先生作为外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作为一代大师的身份被过度低估，就与文学的权威认证中心的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和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是文学中心，主流文学是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而成都则在文学场的边缘，李劼人的小说又同当时的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没有直接的团体和流派关系，《死水微澜》被边缘化也就是一种历史命运。相反的例子是沙汀和艾芜，他们当时去了上海，其作品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称赞和评荐，这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当时文学中心的认同，所以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近些年来，李劼人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越来越引人关注。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那些关注者大多是欧美日等国的汉学家。因此，他们的关注和认同仍然是一种来自边缘的声音和评价，而非文学中心的认可。杨义先生虽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一章的篇幅分析了李劼人的文学成就，尽管他身处文学中心，但他的认同也是个人化的观点。所以，李劼人先生大师地位被低估，反映出中国文学场域中的空间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同构对应关系。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学关系。惟其如此，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过程中，外省文学的身份和地位应当得到改写或者重写，至少，在今后的文学史书写中，文学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应当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