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到昆明的，正赶上昆明文协筹备成立的最后阶段。以沈从文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和地位，在昆明文协安排适当位置是必要的，何况沈已经当选中国文协总会的理事了。事实上总会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为此，实际主持总会日常工作的老舍致信沈从文，希望他出任昆明文协主席，遗憾的是被沈从文婉言谢绝了。其实也不怎么婉，沈从文在给老舍的回信中明言自己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这可难住老舍了。

　　被难住的不止老舍一人。

　　有关昆明文协成立情况的史料现存很少，也很零星，至今尚找不到一份完整的首届理事会名单。而且有些说法还很不一致。据《中国新文学大系》记载，昆明文协理事为张克诚等人，具体列名七人，听着都很生。据李何林的回忆，昆明文协成立时选出的除张克诚、刘惠之、杨季生等几位常务理事外还有冯素陶、唐登岷、彭慧等理事。据《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也当选为理事。那么，谁是昆明文协主席(或理事长，或负责人)？现代文学史专家说法不一。据《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记载，昆明文协成立后由朱自清、杨振声、雷石榆等负责。另据《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蒙树宏)记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起，‘文协’云南分会改称昆明分会，先后由张克诚、冯素陶、楚图南、徐嘉瑞等负责领导工作。”以上都未明言谁是主席、理事长或主要负责人，有点模糊。相比之下，茅盾进了一步，他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讲，负责人是楚图南。但讲得最明白、最肯定的是当事人冯素陶，他在回忆录《黎明前后》里讲，昆明文协“第一届理事会有徐嘉瑞、楚图南、张子斋、张克诚、杨东明、杨济生、蒋南生、穆木天、冯素陶等二十多人。冯素陶被推举为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冯氏系云南广通人，早年曾加入中共，后失去联系。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任秘书长。晚年任民盟中央常委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回忆录发表于一九八八年，应该是可信的。但冯氏毕竟不是知名作家，茅盾一九三八年底访问昆明由楚图南出面接待，茅盾称楚氏为负责人是适当的。应该说，从文学的角度讲，这些理事中除个别几位外，总体看知名度都不是很高。沈从文所谓“无作品的作家”恐怕指的就是这些理事了。

　　沈从文说那种话是有资格的。截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二十七八岁的沈从文已经发表作品两百多篇，出版集子二十多个，被誉为“多产作家”。没过几年，《边城》、《湘行散记》两部经典之作又相继问世。“有了作品才是作家”的沈从文理事怎能与那些“进了‘文协’就是作家”的理事共同“理事”呢？

　　不过，这里面恐怕也有误会。昆明这个文协的“文”是文化而不限于文艺，选出的理事除作家外还包括教育、文化、新闻等各方面的人士，所以在事实上是一个文化界抗敌协会，该会的刊物《文化岗位》也可证明该会的性质是文化而不限于文艺。据冯素陶回忆，之所以要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牌子，是因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性合法团体，用分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登记不存在问题，如用其他名义登记则很难通过。这是策略上的变通。这些情况沈从文可能并不了解。当然，误会之所以产生说明相关人士缺乏沟通或沟通不够，而这，恐怕又与抗战初期内地人士与本地人士之间存在隔阂多少还是有些关系。

　　但就沈从文而言，误会的因素可能并不重要。从沈从文写的一些昆明题材散文来看，他倒不像李长之那样对昆明怀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偏见，比如他写的《怀昆明》和《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过节和观灯》之二)，与李长之写的那篇《昆明杂记》就很不一样。沈从文之所以有不合作的态度，主要在于他的文艺观念与文协(从总会到分会)的主流观念相左。沈从文历来就对左翼文学不以为然，而文协虽然是个抗战条件下的统一战线团体，但左翼作家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居于主导地位，左翼色彩仍比较明显，这恐怕才是沈从文有不合作态度的主要因素。远的且不论，只说抗战刚爆发时沈从文发表的那篇《再谈差不多》，又扯出抗战前就讲过的“由于风气的控制”，许多作品“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所以都“差不多”。还向左翼文学及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叫板，要他们拿作品出来说话。一九三九年初在昆明《今日评论》上发表《一般或特殊》，他对那种“凡拿笔的都被称或自称为文化人”的现象又奚落了一番，讥笑“他们会宣传，正在用笔战斗”，并有所指地暗示，“也许还得另外什么人写点东西出来。这本书说不定只是一部小说，内容……与战事好像并无关系，与政治好像并无关系，与宣传好像更无关系，可是这作品若写好……其意义将如何如何。”由此可见，沈从文对文协的不合作态度主要是一种文艺思想倾向，与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问题并无太大的关系。

　　虽然一时还未能完全弄清昆明文协首届理事会成员的组成情况，但可以肯定楚图南、徐嘉瑞二人(均中共党员)都是首届理事并且是活跃人物。张天虚回滇稍晚，马子华、雷溅波有可能赶上文协成立大会，他们都是左联作家。罗铁鹰也有可能参加了文协成立大会，他当时与徐嘉瑞、雷溅波合编诗刊《战歌》(茅盾当年即赞此刊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左翼倾向也比较明显。冯素陶的左翼倾向更不用说。刘惠之、唐登岷、李家鼎三位理事均为中共党员。更可注意的是左联作家穆木天、彭慧夫妇。穆木天是著名诗人，创造社成员，曾一度负责左联宣传部的工作。入滇后在由粤迁澄江县的中山大学任教。彭慧早年就有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问世。一九三二年她和张天翼介绍女作家关露加入左联。来昆明后暂住在姐夫楚图南家里。穆木天、彭慧夫妇是文协首届理事，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理事，是活跃人物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文协当然不是清一色，有点碰撞自是难免。冯素陶回忆说，在一次理事会上，忽然有人讲文协的政治性太强，应该以纯文艺为主。冯“不愿在此和朋友们多辩论”，觉得自己文协之外要做的事还多，就向理事会辞了主席之职，前后任职约两年。

　　注意到昆明文协的这样一个背景，当有助于对沈从文不合作态度的认识。(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