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人对宋祖英说，“现在有报纸批评你了，说就是你开了一个坏头，到金色大厅做演唱会”。“我想，我是开了个‘坏头’，但后来者应该有一个审核审批的过程，我们艺术走出去应该代表国家水平，国家应该有一个规范，是不是国家能控制？用一个标准审批？”她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比较喜欢宋祖英的演唱风格，感觉宋祖英为人也很厚道，但对宋祖英的后半句并不十分认同。因为宋的言下之意是，她能代表国家水平，而其他人却不能代表国家水平。可笔者要质疑：您的个人演唱会，完全是市场化行为，完全是市场化操作？而她质问的“是不是国家能控制”也很好笑，这就如那些频繁公费出国的官员，却质疑国家怎么不控制官员公费出国一样，显得很滑稽。

有关中国艺人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新闻，在近十年间可以说发生了“乾坤大逆转”，即由百分百的正面转变成了百分百的负面。2003年11月23日，从大山里走出去的歌唱家宋祖英应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邀请，在金色大厅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这次演唱会被媒体称为具有历史突破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广受海内外关注，国内主流媒体更是成篇累牍地加以宣传，宋祖英的人气也是直线上升。一时间，去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个人演唱会，乃至能登上金色大厅的舞台，都被看作是实力的象征。而正因为这样的舆论导向，中国艺人在金色大厅演出的频率开始加速。据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透露：去年前8个月，共接待133个中国音乐团体，大部分都是来“镀金”的。

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开始从怀疑某些要人出访受到当地大量华人、华侨迎接的壮观场面，是有关方面刻意安排的结果，到怀疑这些不懂外语的中国演员，唱着外国人听不懂的民歌，缘何还有那么火爆的市场，会不会是中国相关机构“公费埋单”的结果？

事实也正是如此，按照这位参赞的说法就是：“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人买票，有的团体直接‘把一摞票往门房一放就走了’，演出当天一半座位都是空的”。那么，消耗巨资在金色大厅演出的费用由谁来埋单？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一语道破了天机：“这133个团怎么消化？里面有中央级写条子的，有军旅写条子的，有各省市领导写条子的，使馆压力太大，搭上钱都没人看。”

去年《新华网》曾报道：一场上座率不错的演出，台上正唱着，台下观众却忽然少了一片，原来这是下一个节目的“演员”去候场。大家“你刚唱罢我登场”，互为观众与演员，让在场的奥地利观众目瞪口呆。而《人民日报》更是直言不讳地质问：维也纳金色大厅咋成中国人“卡拉OK厅”？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写条子”，就是利用公权力来办私事。而因为金色大厅完全是市场化运作，谁有钱都能上台演出，那么“写条子”就只能是解决经费和“冷场”问题了。而按照国内一些演出的运作模式，那就是由有关部门把门票包下来，然后赠送他人。而有了免费观看，金色大厅的人气也就不至于那么低落。

从百度披露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过个人演唱会的中国人名单看，除了廖昌永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外，宋祖英、阿幼朵、谭晶、史依弘都仅能在华人区拥有市场。而这4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体制中人”。因此值得联想，她们的花费最终或是由我等纳税人“埋单”。

笔者近几年一直在高调呼吁取消军队文工团、体工队，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些人无谓地消耗了本不宽裕的国防费。如宋祖英、谭晶这样的军旅歌手，去金色大厅的花费最终或是由所在单位“埋单”，汤灿在雅典国立音乐厅举办的《2008“光荣与梦想”奥运之旅》演唱会，运作模式也还是这么回事。

而正因为去金色大厅演出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却能扬名立万，才会令中国艺人对此趋之若鹜，让金色大厅变成了“金钱大厅”，变成了中国人的“卡拉OK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