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成都发生一起亲生父女领证“结婚”的闹剧，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然而，一起母子领证“结婚”的真实故事又在南京上演。7月9日，我市一对亲生母子，隐瞒了真实身份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而在这个家庭中荒唐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其父亲也与儿子的岳母领取了结婚证。（7月20日《南京日报》）

母亲与自己的亲生儿子结婚？这样的事情听起来真的是太荒唐了。按照警方的说法：“目前，江心洲和龙潭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这对母子之所以‘结婚’，是要把户口迁进江心洲，套取拆迁分配的利益。”按照当地拟定的拆迁补偿规则，如果“结婚”后多一个户头，便可以获取多一倍的高价补偿款，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出于很本能很简单的“计算”，“那为什么不结婚？”便成了傻子也明白的道理。

“奇葩”政策催化“奇葩”结婚婚。这种“逼着”人“结婚”，诱惑人钻空子的政策，并不是头一回。同样是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偿，2013年3月宁波市高新区上王村出了件奇事：公公想以夫妻投靠名义把儿媳、孙女的户籍迁移到村里，以此多拿拆迁款。为此，公公、儿媳在两个月内分别相继离婚，随后结成“连理”。而就在前几天，媒体还报道了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多个村，近来出现大规模假离婚和买卖户头现象，有的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离婚”。村民陈某算得上是“奇葩”的一家：祖孙三代全都“离婚”了。

这些年来，从农村到城市，假离婚的现象层出不穷，背后的原因五花八门，为了突破住房限购规定，有人“离婚”了；为了就读名校，有人“离婚”了；为了多拿拆迁款，又有人“离婚”了……不排除其中有少数人是想钻政策的空子，以实现私利最大化。但更普遍的情形，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动辄拍脑袋，以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把人们引向了假离婚的歧途。

“假结婚”能不能防？从理论上讲，可以。比如，美国为打击假结婚骗绿卡，移民局的官员会询问移民者其配偶的大量生活细节，以验证真伪。但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配合拆迁或限购，在婚姻登记环节这般防范吗？早就有专家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为子女上学、拆迁补偿、购房而“假离婚”其实是对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诉求表达。平头百姓面对不公的资源分配，别无他法，只有拿婚姻赌一把了。也有网友曾调侃式地说：你能出“限购令”，总不能出“限离令”吧。

正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够严谨，出现各种漏洞，给人们提供了借助假离婚来规避制度的选择。中国式假离婚，既折射出当事人的无奈，也暴露出相关制度的缺失。一项制度的设计，理应兼顾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如果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将失去执法的正当性；倘若制度不具可操作性，容易被人钻空子，那必将丧失制度的权威与公正。无论是契约，还是规则，都需要建立在严密性基础上，要尽可能排除诱发道德风险的空间。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局面，除了执政者头脑简单地“一刀切”之外，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有些人仍喜欢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公民，用“自证法”代替“排除法”。按理说，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与利益，非经法律明文规定和司法机关审判不得予以剥夺，即所谓的“排除法”。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倒过来的现象：公民得先证明自己有资格拥有某种权利，然后才能行使它。（文/风青杨  微信号：风青杨）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59859d0102uyp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