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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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