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50年代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和另一位作家周立波捐献稿费给作协办了个幼儿园，能收100多个孩子。不久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改造。
　　
　　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署1949年11月12日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过去反动政府所订定的著作权法，已归于无效，应由法制委员会重新拟订法规，以保护版权。关于版权报酬，亦应重新厘订办法，使一方面保障著作人的权益，另一方面适合出版业的实际情势。”这也体现在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曾经想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他们称为“臭老九”是以后的事（给年轻人解释一下，一种说法是坏人有地、富、反、坏、右、资、走资、叛徒、特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位列第九故名“臭老九”。还有一种说法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丁玲是50年代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和另一位作家周立波捐献稿费给作协办了个幼儿园，能收100多个孩子。不久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改造。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署1949年11月12日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过去反动政府所订定的著作权法，已归于无效，应由法制委员会重新拟订法规，以保护版权。关于版权报酬，亦应重新厘订办法，使一方面保障著作人的权益，另一方面适合出版业的实际情势。”这也体现在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曾经想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他们称为“臭老九”是以后的事（给年轻人解释一下，一种说法是坏人有地、富、反、坏、右、资、走资、叛徒、特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位列第九故名“臭老九”。还有一种说法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出版署要推翻“过去反动政府所订定的著作权法”在今天看来不必那么气势汹汹，其实国民政府也是合法政府，新中国的稿酬制度其实借鉴了不少前政权的法规。后来确实与“反动政府”的所有做法决裂了，稿酬根本取消了，而进入了一个极为荒唐的年代。50年代的稿酬是相当惊人的，那
　　
　　出版署要推翻“过去反动政府所订定的著作权法”在今天看来不必那么气势汹汹，其实国民政府也是合法政府，新中国的稿酬制度其实借鉴了不少前政权的法规。后来确实与“反动政府”的所有做法决裂了，稿酬根本取消了，而进入了一个极为荒唐的年代。
　　
　　时22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两本书就挣了5万元，而他在北京黄金地段府右街的光明胡同买了个院子还用了不到稿酬的一半。不过年轻人气盛，拿了那么多钱有点晕，喊出“为十万元而奋斗”，结果被打成右派。那时还传说曲波的《林海雪原》得到8万元稿酬，那时人民币面值最高10元，后来是找人用三轮拉回去。对于这些史实当事人也没用出来解释和辟谣，而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都有数万元奖金，而且归个人所有，而且不征税费。几万元在今天看不算什么，但在50年代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那时不少作家把出版稿酬作公益事业。丁玲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来也被周扬打成右派），周立波把他的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作协的老同志们至今还回忆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50年代的稿酬是相当惊人的，那时22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两本书就挣了5万元，而他在北京黄金地段府右街的光明胡同买了个院子还用了不到稿酬的一半。不过年轻人气盛，拿了那么多钱有点晕，喊出“为十万元而奋斗”，结果被打成右派。那时还传说曲波的《林海雪原》得到8万元稿酬，那时人民币面值最高10元，后来是找人用三轮拉回去。对于这些史实当事人也没用出来解释和辟谣，而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都有数万元奖金，而且归个人所有，而且不征税费。几万元在今天看不算什么，但在50年代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那时不少作家把出版稿酬作公益事业。丁玲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来也被周扬打成右派），周立波把他的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作协的老同志们至今还回忆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100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应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第一个带头响应。张天翼等作家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拥护的大字报。那时候的作家多听话，当然不听也不成啊，今天反党集团，明天右派分子，所以需要老老实实。
　　
　　时22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两本书就挣了5万元，而他在北京黄金地段府右街的光明胡同买了个院子还用了不到稿酬的一半。不过年轻人气盛，拿了那么多钱有点晕，喊出“为十万元而奋斗”，结果被打成右派。那时还传说曲波的《林海雪原》得到8万元稿酬，那时人民币面值最高10元，后来是找人用三轮拉回去。对于这些史实当事人也没用出来解释和辟谣，而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都有数万元奖金，而且归个人所有，而且不征税费。几万元在今天看不算什么，但在50年代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那时不少作家把出版稿酬作公益事业。丁玲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来也被周扬打成右派），周立波把他的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作协的老同志们至今还回忆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50年代后期又开始发稿费了，再也没有版税的天文数字了。比如《文艺报》稿酬一般是千字10元～20元，中国作协主席茅盾最高才开过40元/千字。直到文革就没有稿费一说了，那时除去八个样板戏已经没有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