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民间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从热播的《少年包青天》等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其人气之高。近千年来，包拯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他断案入神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流传下来的许多大案奇案中显示出过人的聪慧与胆识。
　　
　　但是历史上真正的包拯并不像小说戏剧描写的那么神，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在判案的过程中也有判断失误、上当受骗的时候。
　　
　　怒斥恶吏，重罪轻罚
　　
　　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时，有个人犯了罪，被官府缉拿归案，按刑律，将受杖打惩罚。
　　
　　古时候的杖刑是五大刑罚之一，可不是老师体罚学生的教鞭，每一杖都是实打实的，几杖下去皮开肉腚那是常有的事。那人被判杖刑，顿时就慌了，就托关系找到包拯手下的一个小吏，“意思”了“意思”，希望能够免于伤筋动骨的刑罚。
　　
　　那个小吏见犯人如此“上道”，于是就支了一招，与犯人约定：“等府尹（包拯）审案时，肯定要我来记录你的罪状，到时你大声呼冤自辩，我自有办法为你减轻刑罚。”
　　
　　犯人心领神会，等到包拯一上堂，犯人便照小吏的吩咐，拼命为自己分辩。这时，小吏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声呵斥：“别再多说了，快快受了杖责，滚回牢房去吧。”
　　
　　包拯一生中最见不得的就是贪官污吏持强凌弱，见这书吏卖弄权势，便要打击这个小吏的嚣张气焰。于是将那小吏当堂责罚一通，而反过来将那个犯人的脊杖改成臀杖，从轻发落了。
　　
　　包公的一顿数落，却正中小吏的下怀，包拯为弱者伸张“正义”的时候，却不知道那小吏正低着头偷笑呢。
　　
　　包公被蒙蔽，小人很得意
　　
　　号称严明的包拯被如油猾吏蒙住了眼睛，堂堂的朝廷命官却在一个小吏面前栽了大跟头，称得上包公一辈子数得着的糗事了。
　　
　　包拯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为他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这颗心不因外物所动，即使是皇帝的亲戚，他照样秉公处理。
　　
　　可是，包公这颗“嫉恶如仇”的心，却为小人所利用，这小吏可是个“人精儿”，他对包拯的脾性可是摸得“门清”。包拯平时最看不惯官吏仗势欺负囚犯，怀疑小吏打算敲诈囚犯，说不准他还认为书吏不替犯人求情，反而对犯人态度生硬，大约是没有受到什么好处，因而基于对书吏职业道德的评判，一时冲动，代替了法律的评判，作出了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判决。
　　
　　于是叫人当场打了小吏一顿，转而对囚犯宽大处理。不知道这正中了小吏的计谋。小吏利用包拯嫉恨官吏苛刻的心理，达到索贿营私的目的，实在是狡猾透顶。
　　
　　最后，整个案件的结果就是：包公伸张了“正义”，罪犯成功减刑，小吏有了笔“外快”，“皆大欢喜”。
　　
　　公正之心不容有失
　　
　　在我们谴责那个狡猾的小吏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让这件案子变成闹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疾恶如仇，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所应有的道德品质。惩恶扬善，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法律正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司法官面对人世间的种种恶行，如果无动于衷，放纵犯罪，无疑将为道德所不耻、法律所不容。
　　
　　然而，法官审案不能以道德的评判来代替法律的评判，不需要疾恶如仇之情，而需要疾恶如法之理，要准确地举起手中的法律之剑，使正义得以弘扬，邪恶得以惩处，这才是法官应有的品质。
　　
　　这案件看上去是狡猾的书吏猜透了包拯的心思让包拯上当受骗，但是包拯为了有意打击小吏的嚣张气焰，主观武断，轻易改变刑罚，虽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矫枉过正，不知道自己被小吏给卖了。
　　
　　我们敬包公，敬的不只是他为了公道而嫉恶如仇的高尚品德，更多的是不偏不依的公正心，而非为了“嫉恶如仇”而有失公正。法官依据的是法律事实，而非道德评价，因为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的事实基础不一样：道德评判不需要对事实进行充分、严谨的核实，而法律评判却要建立在被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之上。
　　
　　因此，在对一件事的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在许多时候有不一致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就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暖床。比如案中的小吏，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而提供这个暖床的，却是我们伟大的包公。
　　
　　惩善扬恶需依法
　　
　　但这并不是说，包公疾恶如仇错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包拯过多地将个人的道德情感带进审判，不利于公正审理案件，轻罪重判，罚不当罪。
　　
　　历史上犯同样错误的法官，并不只有包公，有的甚至意气用事，丧失理性的判断，办了冤假错案。比如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有这样的糗事。
　　
　　朱熹任浙东提学时，浙江台州太守唐与政因为官妓严蕊有诗词上的才华，两人时相往来，但并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唐与政自恃才华，批评朱熹“字也不识”。
　　
　　结果朱熹很生气，跑到台州来找碴，认为唐与政这样的风流官员肯定和官妓严蕊有通奸这一道德问题，于是借此弹劾唐与政。为了取得证据，对严蕊严刑拷打，逼取口供，造成了冤案。具有强烈道德情感的朱熹，因为道德价值上的评判遮住了眼睛，导致了法律评判上的错误。
　　
　　这就是我要说的，法官不能依道德的善恶标准来评判案件，而要依法律的规定来判决案件，尽管有时你在道德情感上有所倾向，但你在办案时绝不能因为疾恶如仇而失去公正性。
　　
　　将公正放在第一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避免先入为主，理性地公正司法。道理虽然简单，可是纵观古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诚然如包公这样的人物，因一时失察，也闹出这样的糗事，直到今天，为诸君笑耳。（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