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览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赠第一开国功臣徐达“免死铁券”，其文曰：朕闻自古帝王创业垂统，皆赖英杰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将智勇，何能率统而成大功？如汉唐初兴，诸大名将是也。当时虽得中原，四夷未尽宾服，以其宣谋效力之将比之，岂有过吾朝大将军之功者乎？尔达起兵以来，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清江汉淮楚，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顷者诏令班师，星驰来附。朕念尔勤劳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於戏！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谕及子孙，世世为国良臣，岂不伟欤？
　　
　　徐达，凤阳人，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左丞相，进封魏国公，食禄五千石，赐铁券。“廓清江汉淮楚，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奇功，可谓神武异常，忠诚异常，就是朱元璋本人亦盛赞：“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然后，就是如此志虑忠纯之士，即便在有了“尔免二死，子免一死”的御赠护身金符下，据传，亦免不了一死——洪武十七年，因过于辛劳，徐达在北平患病，是极为凶险的背疽（毒疮），患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特地赏赐蒸鹅，次年，遂卒。
　　
　　搜罗一下“丹书铁券”始末：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镠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焉。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常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最后的结局却是令人胆心心寒。李善长，免死铁券两张，己身免死两次，子免死一次，结果全家七十余人同时处死；蓝玉，世袭免死铁券一张，结果是灭门，株连一万五千余人死；邓愈，讨吐蕃病卒，世袭免死铁券一张，结果是长子因李善长案，坐奸党诛。查此免死铁券三十四家，本人不被杀子女不坐胡蓝案者寥寥。能免此二劫，又不因靖难见杀者，共二家：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二子皆卒于军，孙及曾孙早夭；华高，远镇海南，无后。
　　
　　呜呼哀哉，丹书铁券原来非免死，实是催命！天可怜见！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见其由，一是帝王之术，出于巩固政权需要，可谓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安乐是也。太祖高皇帝不想让那帮“骄兵悍将”们毁了其大明帝国的基业，所以送出去了那么多“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可以让你免死一次、二次，但绝不会有第三次！作为皇帝，最为忌惮的就是这些位高权重的功臣，是否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以及他的子孙。譬如，当朱元璋册封李善长为魏国公、岁禄四千石，并且把他媲美于萧何的同时，就在考虑削夺他的职权了。其入手点便是胡惟庸。胡惟庸逢迎有术，系一宵小之徒，由于李善长的提拔，才步步高升，终成“一人独相”局面，把持朝政多年。朱元璋用人生性多疑，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利用他和李善长的矛盾，互为牵制，监视胡惟庸。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名，处死胡惟庸，诛杀僚属党羽及其家属一万五千余人。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逐步升级为“谋逆”，并且牵连到李善长等人。于是，李善长的杀身灭门之祸由此必然而来。二是，引蛇出洞，甚至纵容其“谋逆不宥”，使其死有余辜。上帝想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必欲使其为所欲为。胡惟庸的死，是其咎由自取，无可非议。刘基就曾提醒过徐达：残棋半局，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卒无粮，喝声将军，提防提防！可在莫愁湖畔的彼时彼刻，就是生性沉稳谦卑的徐达也有骄矜的一面：古画一轴，龙不吟，虎不啸，花不闻香鸟不叫，见此小子，可笑可笑！故，时有语：湖本无愁，笑南朝迭起群雄，不及佳人独步；棋何能胜，因残棋误投一子，致教此局全输！居庙堂之高日久，且又有免死铁券，自然会言行不检，形容跋扈，常显功高盖主之态。得之高信，甚至有恃无恐，身家性命也就岌岌可危了。“福兮祸所倚”，凿言甚是。
　　
　　所以，当朱元璋向刘基提出丞相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时，刘基一一否定: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做不到“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汪广洋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胡惟庸则好比一匹劣马去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于是朱元璋感叹道:“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诚恳辞谢:“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烦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刘基的见解是高明的。一方面，从大局考虑，不撤换李善长，有利于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他已经萌生退意，仿效张良，急流勇退，不想卷入权力漩涡，招来杀身之祸。这位再世孔明，果然有先见之明，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刘基如果出任丞相，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刘基足智多谋，心明如镜，虽能料事如“神”，不过，伴君如伴虎，最终依旧难以终老。
　　
　　免死还是催命？其实，远离权力、权利与是非圈子，不自视，不仗势，不自欺，不欺人；做平常人，思平常事，怀平常心，过平常日子，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择取。能坐言就坐言，能起行就起行，不做能坐言而不能起行的人，不做能起行而不能坐言的事。
　　
　　“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1837年，爱默生在美国发出了这声呼吁，这话有道理。泰戈尔说：“鸟的翅膀绑上黄金，它还能飞远吗？”，这话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