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章诗词足可传世，但是他的政治智商只能说是负数。
　　
　　苏轼本性洒脱，单从个人来讲，这种性格确值得称道，可作为在官场沉浮的人，却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他作为官员没有丝毫的政治智慧和防范意识。要知道跻身于官场之中是要讲潜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以放弃原则为原则，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苏轼的一生遭贬谪是他的大不幸，却是文化人的大幸。试想如果他只是在朝做一个庸俗的官吏，没有了那样的贬谪经历，如何会写出传颂千古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名句。
　　
　　苏轼的可爱之处有许多，当然这类才华横溢的人也有一两个共通的臭毛病：偶尔会恃才傲物。这样的小毛病引发的强震，其破坏力之大远超常人想象。
　　
　　因为这个臭毛病而断送了身家性命的事不胜枚举，苏轼虽未因为这个掉了脑袋，却一生只能永远于贬谪的途中徜徉了。他既然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才学都很不以为然，当然对程颐也不放在眼中了。
　　
　　苏轼和程颐的冲突始于司马光的葬礼。
　　
　　司马光在他的对手王安石死后不久，也撒手归西。王安石的死，宋廷给了他应有的尊荣。司马光死后旌表、隆重大葬必不可少，宣仁太皇太后与少年天子亲临祭奠亦是应当。
　　
　　史载，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老先生这样说也要这样做。他的行动坐卧走必须得与圣人相符！他说了这话之后，完全没有注意到朝中众臣惊诧莫名的眼光。
　　
　　苏轼的善谑又一次体现在众人的面前。
　　
　　程颐成为帝师，本得益于司马光的大力推荐。这时程老夫子此番话听在众臣的耳中，心里那个别扭就甭提了。投桃报李的事老先生自己不乐意去做，可也犯不着阻止别人去做啊！
　　
　　有的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不由质问程老夫子：“夫子只说歌则不哭，并未曾说哭则不歌！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苏轼也嘲笑程颐道：“老先生所说的怕是叔孙通所制之礼吧！”
　　
　　众人听了，知道苏轼是在嘲笑程颐的不通情理和死板，一些人本就对程老夫子的言行有所不满，无不掩袖偷笑。在程老夫子看来，这无异于在众人面前劈面给了他一记耳光。
　　
　　人们常说的是“宁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句话”，以此来比喻小人难缠！却不知程颐这类的君子更是不可得罪，苏轼戏谑的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大宋的朝政。
　　
　　程颐的门人很快就等来了机会，事情才过数月，苏轼便被委以策试馆职的重任，负责出试题为国家选拔人才。
　　
　　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二人亦是“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高手。二人先后上表章弹劾苏轼所出试题内含讪谤之语，是在借机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皇帝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且做出一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义愤填膺状，请求朝廷追究苏轼的责任并加以重罚。
　　
　　就因为苏轼的一番言语，北宋一代的党争大幕就此拉开。
　　
　　王安石已死，变法派已被尽数驱逐出朝堂，按道理保守派的人物可以同心协力辅佐少年皇帝和宣仁太皇太后管理朝政了，但是司马光的弃世，一时间让朝臣们群龙无首。继任的文彦博没有司马光那样的榜样力量，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保证自己可以在任上终天年也已经够他劳神费力了。
　　
　　朝中大臣均自诩是君子，这种君子之争，标志一个乱世的开始。因为这种争斗已非国是之争，而只是意气之争！这怕是司马光老先生始料未及的。面对贾、朱二人的连番攻击，苏轼只能在待罪之后自请出外补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看到苏轼竟落得如此下场，他的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急忙上表章反唇相讥。所奏表章中说朱光庭与贾易二人是公报私仇，为程颐泄愤才攻击苏轼。平心而论，这二位所为也确是如此。双方这一番争斗已经是乱作一团，更多的朝臣卷入其中。
　　
　　范纯仁作为逍遥派也觉得朱、贾二人的攻击言辞的确过于偏激。但是另一人的介入却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前些时候作为看客的朔党首领王岩叟这时却跳将出来公开支持程颐等人。
　　
　　也许是苏轼的信口戏谑触动了他哪根内心深处的隐秘神经，或者是朔党与洛党从地域上来说要比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更多些认同和理解，这样一来双方的力量对比顿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见到司马光死后不久就出现这种状况，宣仁太皇太后这次明智地选择了观望。洛党与蜀党相持不下，最后竟以两败俱伤而终。苏轼自请出知杭州离开了这个令他屡屡受伤的是非之所。而程颐老夫子也被去了帝师一职，这一番争斗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人却是朔党。
　　
　　眼见蜀党和洛党的势力已经对朔党构不成威胁，作为掌控政局的朔党这时已经是一党独大。放眼朝中，又怎么能容忍有不同意见的声音出现呢？
　　
　　在痛打“落水狗”前宰相蔡确之后，朔党又将尚有余温的枪口转向了朝中另一重要人物——时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范纯仁。
　　
　　范纯仁是哲宗朝难得的一个保持清醒头脑的大臣。他先是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理智对待新法，其中利民合理部分仍可颁行天下。后又反对对蔡确做出过份的处置，认为执政的人不能因臣下语言、文字的过失而做诛窜之举。
　　
　　司马光所行的尽废新法之政，朝臣中完全赞成并支持最力的是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刘安世等人，而这三人尽是朔党中的首脑人物。范纯仁两次和朔党作对，引起了朔党另一领军人物刘安世的不安，刘便上表章奏称范纯仁是蔡确朝中余党。无奈何之下，范纯仁只得上表章力请辞职，于次年被夺官出任知颍昌府。
　　
　　士子们勇于内讧的优良传统史有所载，不知这些非小人的人到底所争何事？只因地域和学术道统的不同便打得头破血流，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最后导致政局动荡，政策失去连续性，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