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出身楚国的没落贵族之家，年少时父亲遭人陷害被杀，举家搬到期思（今河南淮滨县期思镇）居住，“期思之鄙人也”。
　　
　　他长的很怪，年纪轻轻的就谢了顶，头秃发少，左手比右手长，身高不及车前的横木，大概比马背还矮。公元前601年，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出任楚国令尹。孟子称“孙叔敖举于海”。
　　
　　楚国的令尹一职，相当于中原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前都是由头号贵族若敖氏担任的，现在，楚庄王为什么要突发奇想，破格提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孙叔敖呢？
　　
　　一般的解释是，孙叔敖能力强。
　　
　　他在出任令尹后，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楚国国力。
　　
　　这些，的确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但是，这都是在他出任令尹之后的事了。可问题是，在这之前，楚庄王又如何知道他的能力呢？一个人究竟有没有能力，事前又如何能够验证呢？
　　
　　按《史记》上的说法，楚庄王认识孙叔敖只三个月的时间，就提拔他当上了令尹（楚相），是否太草率了点呢？
　　
　　何况，在什么时候，有能力的人，总是多的是，绝不会仅仅就孙叔敖一个，楚庄王凭什么偏偏就只提拔了他呢？
　　
　　史书上是不会直接说破其中的原因的。
　　
　　所以，我们往往只知道这样一则传说：
　　
　　孙叔敖小时候，路遇一条两头蛇，杀了它，哭着回家。他母亲问他为什么哭？孙叔敖说：“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刚才我见到了，恐怕要离开母亲而死了。”母亲问：“蛇在哪里?”回答说：“我担心别人又见到这条不祥的蛇，就把它杀了埋在土里。”他母亲说：“积了阴德的人，上天就会赐给他福气，你不会死的。”
　　
　　用积了阴德的福气来解释，似乎太牵强。所以孟子又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经过艰苦的磨砺，确实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能力，但却未必可以增加机遇，带来好运。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完全的，毕竟艰苦磨砺曾益其所不能的人较多，而令尹只需一位。
　　
　　孙叔敖能够当上令尹，固然和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楚庄王的需要。当我们用供需关系来看时，结果就会一清二楚：
　　
　　楚庄王需要一位他心目中想象的令尹的样子。当遇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官运也就来了。
　　
　　楚庄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令尹呢？
　　
　　一要这位令尹不能有强势的背景，免得像若敖氏那样不好收拾；二要这个人有一定的水平，能治理国家，堪当大任；第三点更重要，要听话，绝对服从指挥。
　　
　　我们知道，封建模式与帝国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分封，后者是集权。
　　
　　前者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诸侯来统治，后者则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臣仆来统治。前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小王的关系。后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奴仆的关系。前者事实上有许多的王，而后者只有一个真正的王。
　　
　　前者的君王很难指挥得动各路诸侯，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而后者的君王则可以随时随意的撤换、调动他的下属官员。
　　
　　在帝国模式下，集权制最大的优点，就是政令通畅，便于管理，指挥如意。这样可以有效的聚集优势力量，统一行动，君王的意图才可以像大脑指挥手脚一样，成功的传达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在官员的选拔上，服从性才是第一位的，（宏观上是凝聚的力量，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否则，官员不服从的话，就会形成集权制里的障碍。
　　
　　反过来说，官员虽然需要具备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最大的最有价值的能力，则是服从的能力，能上，能下，能东，能西。服从的能力越强，也就越便于领导的指挥，当然，也就越容易得到升迁了。
　　
　　孙叔敖，正是因为没有背景，听话，服从力好，所以楚庄王破格提拔了他，成为了楚国的令尹。
　　
　　因此，我们可以从深处看到，楚庄王在干掉了强大的若敖氏之后，集权制在楚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指挥调度上已经得心应手了。
　　
　　楚庄王不再任用强势贵族们担任令尹，而是先用虞邱当了一段时间的令尹，觉得不合适了，就把他换掉，让期思鄙人孙叔敖来当这个令尹，后来觉得不合适了，再让他下来，当合适的时候，又让他上。
　　
　　所以孙叔敖说：“我三次当上令尹，并不以为喜，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才能；我三次离开相位，也不以为悲，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
　　
　　孙叔敖在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一生清廉简朴，家无积蓄，应该是最穷的一位令尹了，临终的时候连棺椁也没有。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穷的在山上打柴为生。
　　
　　孙叔敖的品格，受到后人的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循史”第一人，所谓循史，就是清官，青天大老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