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下半年，在宋教仁积极筹备组党、组织竞选时，孙中山也开始了一个同样堪称经典的“走穴”，他要实现自己梦寐已久的的铁路计划。
　　
　　早在1912年8月26日，孙中山在与同盟会籍参议员汤漪谈话中即表示：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为之铁路20万里亦成，收入可决每年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至铁路借款，须向欧美大银行直接议借，不必由在京银行团经手，袁总统意欲中美联盟，予不谓然。至首者地点，宁、鄂两处最好。无已，则宜在开封，容当与袁力商。
　　
　　在京期间，孙中山曾与袁世凯密谈多次，其中有一次即提及此事：“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如此，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对于孙中山的倡议，袁世凯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他微笑着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世凯以练兵为出身，其中甘苦，想必是深有感受。
　　
　　孙中山对铁路的兴趣与计划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一次他要来真的。9月6日，孙中山前往张家口视察了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并顺道游览了长城；3日后，接受袁世凯的任命，负责督办全国铁路。
　　
　　受命后，孙中山首先规划了三大铁路干线，其一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进入西藏，绕到天山之南；其二由上海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到伊犁；其三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达乌梁海。按孙中山的估计，在之后的10年内修建这20万里的铁路，大概需要60亿元资本。
　　
　　革命因“保路运动”而起，而保路又因盛宣怀的铁路大借款引发，在经济民族主义依旧盛行、各方人士提及借债即谈虎色变的情况下，孙中山提出修建铁路乃民国当务之急、举借外债更不应因噎废食，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孙中山看来，借洋债“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但前提是，借外债必须“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孙中山的想法固然是很好很善良，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世界上的好事也不可能让一个人占了去。1912年7月4日，《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在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即对孙中山的规划颇具多嘲讽。
　　
　　大概在6月底7月初的某天，端纳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谈话中，孙向他提起自己的铁路计划，但又声明暂时还不能公布。孙中山的话不说则罢，一说反而吊起了端纳的胃口，于是他软磨硬泡了好一阵子，孙中山这才走进内室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并铺在地上向他详细介绍。
　　
　　孙中山拿出的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地区的地图。在端纳的信中，当时的情形却是这样描述的：“……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说明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作为这次访问的见证人，端纳说孙中山“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线路是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
　　
　　在端纳看来，“孙所描绘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他的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幅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发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幅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划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突然冒失的认为，由于他划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的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
　　
　　端纳说，当时孙中山问他：“您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他反问道：“条件是什么？”孙说：“如果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由他们经营铁路40年的权利，40年期满后将铁路完整无偿的交还给中国。”端纳告诉孙中山，除非有一个稳固的政府，否则在一个人口最多的省份修建一条最实用、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外国投资。但孙中山却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
　　
　　端纳在信中恨恨地对莫理循说：“即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喜剧中也从没有比这样更可笑的角色……我真想花100美元请人给孙画张像，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摊着一张地图，幻想着10年后中国布满铁路线。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省的小铁路就花了800万英镑。老天爷！一条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要举办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供达赖喇嘛逃跑之用。”
　　
　　端纳把这幅地图说成是“孙逸仙之梦”。他断言，孙中山是成不了事的，而且他对这点早就知道——可那时他已被尊奉为大总统了。他记得议和时期有一次孙中山曾夸口说他要亲自领兵到北京去，但端纳问他财政问题如何解决时，孙中山“嗯”了一声，然后一边用拿破仑式的姿势挥舞着手臂，一边盯着端纳表示他才不去考虑那些肮脏的钱，他说：“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端纳简直被气疯了，他认为此人不可能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更不要说担任需要政治家度量的工作了。
　　
　　说了那么多气话之后，端纳不得不在信中对莫理循说：“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因为我一想起这个狂人认为他可以在这个愚昧的国家里鼓吹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十几种其它的什么主义，并且认为只要他孙逸仙一挥手，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打开钱包，把金币抛洒在中国的焦土之上。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最后，端纳下了个结论，“他是个傻瓜”。
　　
　　公道点说，端纳与孙中山是两种类型的人，端纳讲求实际，而孙中山先生是一个理想远大的革命家，他并不善于或并不屑于从事过于实际的工作，他就像一个先知，告诉人们方向或许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一旦让他从事真正的实际事务，那恐怕就不能真正发挥他应有的专长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把他放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当然会产生极滑稽的效果，特别当一个人地位越高时，这个笑点就越低。
　　
　　孙中山提出给予外国资本家以筑路权及40年的经营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比盛宣怀的“大借款”条款恐怕要遭到多出十倍的攻击。或许，孙中山真的在这个问题上闹了笑话，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在于，孙中山的身边缺乏足够多的专业幕僚，正因为他身边的人才储备过于薄弱，所以无法具备像袁世凯那样掌控局势的能力，而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非充分聚集人才所不能为也。
　　
　　旅美史家唐德刚曾戏称，当年孙中山在袁世凯怂恿之下，“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故有此失”。
　　
　　1921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个更宏伟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但可叹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没有修建过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建一公里公路。
　　
　　历史学家茅家琦在《中国国民党史》中说：纵观中外历史，新旧政权交替之时，新政权得以巩固，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一位有力的权力运作系统，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高效的暴力镇压系统，以保持辖区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三为充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以保障必要的开支。尽管孙中山对端纳说“财政是他最后才考虑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更像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对外宣传。
　　
　　就在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晚上，革命党人的老朋友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据说两人当晚就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却身无分文。”“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财政问题是相当敏感的。他在回国之前为借款也已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只是那些外国政府与资本家们过于势利，最终使孙中山无功而返，徒然以“革命精神”相搪塞。革命精神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
　　
　　据张謇的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而在与孙中山长谈一次后，他于当晚的日记中记了这样一笔：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
　　
　　多年以后，张謇在纪念孙中山去世的演说中说，孙中山“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但他对那次的长谈似乎印象颇深刻，因而又说：与孙中山谈政治，知其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彻，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这无疑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