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拍黑帮电影，只要出现旧上海的镜头，一定少不了黑帮火并，片头剑影刀光，片尾刀光剑影，“大哥”们戴着墨镜叼着雪茄坐着福特轿车在弄堂里横冲直撞，帮派和帮派之间的巷战比大小便还要频繁，每日里长刀与短枪共舞，刹那间斧头与人头齐飞，升斗小民好像分分钟说就要丢脑袋一样。

　　黑帮电影也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也可能低于生活，例如主旋律电影），电影里的旧上海杀伐不断，历史上的上海滩并没有这么可怕。当年帮派虽多，其实并不猖狂，什么杜月笙，什么黄金荣，这些黑帮老大的工作重心是做生意，而不是砍人。

　　当然，跟今日上海的治安状况相比，民国上海还是不行的。毕竟那时候小偷太多，绑匪太多，“白相人”太多。尤其是绑匪，逃兵改行，持有武器，碰上警察拿人，动辄开枪拘捕。

　　咱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曾亲眼见过绑匪开枪拒捕。

　　话说鲁迅跟许广平搬到上海定居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的3月14号，鲁迅正在租住的房子里写文章，忽听门外枪声大作，紧接着啪的一声爆响，他们家窗户被子弹打穿了，玻璃碎了一地，鲁迅赶紧关门闭户。几分钟后，枪战结束，他跑出去打听，才知道是几个绑匪跟警察开枪对射，绑匪打死了一个警察，警察打死了两个绑匪（参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种事情在上海并不是天天发生，不过也很让人后怕，万一子弹打中的不是窗户，而是鲁迅先生的头，那中国文学史可要改写一下了。后来鲁迅几次搬家，从吵吵闹闹的石库门社区景云里搬到相对高档的北川公寓，又从北川公寓搬到更加高档的别墅级社区大陆新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一安全，不想再遭遇枪战。

　　鲁迅在上海待了将近十年，始终是个房客（参见拙着《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从鲁迅买房看民国楼市》，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说好听点儿，叫做“寓公”.寓公租房，要考虑安全性；房东出租，更要考虑安全性。比如说吧，在鲁迅家门口持枪拒捕的那几个绑匪，在上海不可能露宿街头，他们也需要租房子，万一哪家房东眼神不好，把房子租给了这伙人，麻烦就大了。第一，房租有可能要不回来，你上门收租，他来硬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有什么办法？第二，万一出了事儿，按照民国法律，房东需要连坐，绑匪坐牢，房东也得陪着。第三，其他房客听说你那儿住着暴徒，谁敢再来租房？

　　为了避免把房子租给绑匪或者别的犯罪分子，上海的房东或者二房东往外租房，几乎都要问来人一句话：“有家眷没有？”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单身男人可能是小偷，单身女人可能是暗娼，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块儿住那就一定是绑匪，只有两口子一块儿住的才让人放心（参见《上海生活》第六章《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可是去上海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敢带家眷（怕养不起），所以他们也就很难租到房子。为了租房，大家只好拼租，男房客找女房客合住，女房客找男房客合住，这是旧上海一大奇观。看过郁达夫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小说里的男作家就是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烟厂女工合租一间房子的。

　　如果实在不愿意找异性合租，也有变通办法，那就是找人做担保。担保有两种方式，一是出一些钱，让上海店铺做担保；一是通过房地产代理公司租房，由这些公司做担保（参见《上海地产大全》第四十五章《经租》，上海地产研究所1933年版）。

　　靠担保来租房的现象不止在上海通行，在民国苏州也很常见。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十二年的租房合同，一个名叫陈金大的外地人去苏州租房，合同上分明写着“央中保人朱阿根”.这个朱阿根是开瓷器店的老板，店老板做保人，房东最放心，万一房客欠租，或者犯了什么罪，自有店铺做赔。问题是不管找哪个店老板做保，都得付给人家一笔报酬，所以大多数房客还是倾向于找异性合租，冒充两口子糊弄房东。

　　民国诸大城市当中，只有北京房多人少，房东不敢拿大。不过去北京租房还是要尽可能地选择合租，因为北京治安更差，匪徒敢青天白日入室抢劫，一个人住一所房子是很危险的（参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在民国北京，广大男青年并不喜欢找女生合租，而是偏爱跟彪形大汉合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