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成了官员的要务，是清朝官场怪现象之一。官场送礼的名目繁多，堂而皇之的就有上司到任的“到任礼”和“三节两寿”礼，“三节”就是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两寿”就是上司及夫人的生日。

　　晚清诗人、书法家何绍基曾说，地方官员每年送给督、抚、藩、道、臬、府等各级上司的“到任礼”和“三节两寿”礼银，多达上万两。这只是送给顶头上司的，京官也得送，夏天得送“冰敬”，冬天得送“炭敬”，离京得送“别敬”，年节得送“年敬”、“节敬”，上司出行送路费为“程敬”，送时令水果叫“瓜敬”，送雅洁礼品称“笔帕敬”。

　　清朝官员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就谈到此等情况。张集馨多次出任外官，花“别敬”如流水，任陕西粮道花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花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花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花一万二三千两。就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也得给原籍三江两湖的京官送上一万四千两的“别敬”。京官可利用权力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间利害，孰敢小觑。

　　清朝官俸很低，《大清会典》卷二十一“文职官之俸”条载：“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

　　官俸这么低，送礼费用那么高，巨大的差额从哪里来？就只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层层压榨了。官大的收了下面的礼金往上面送，官小的就只能盘剥百姓了；权大的就进行钱权交易，权小的就只能贪污枉法。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说，送礼的人已经尽力而为，收礼的却未能达到期望值，心中不满，“总有恶言”。而且这些礼还晚送不得，不能不送，否则就可能像清朝官员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所说，“不能保其身，且有家破亡身者”。

　　此风气下，要想在官场上存活，就得挖空心思搞腐败。结果，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养活的却是一帮天天琢磨敛财送礼搞交结的贪官。这些官员，又如何指望他们“励精图治”，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