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不少的西洋鬼子、甚至东洋鬼子，为中国做事。对于这一点，深受意识形态化历史教育的人们，往往会有以下的看法：

　　1、这些洋鬼子表面上是为中国办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2、这些洋鬼子是“对华友好人士”，他们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实际上，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问题往往很简单，只是有人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笔者认为：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可告人”，也没有那么多的“亲华人士”，洋鬼子为中国做事，往往就是出于一个相当简单的目的：“钱”。

　　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时候，雇用了一支洋人武装，起初名叫“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这支武装，指挥人员有时是英国人、有时是美国人，士兵则由一群“国际烂仔”组成：相当一部分是菲律宾籍的烂仔，小部分是白种人烂仔、还有一些中国屌丝青年。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将这支洋部队发挥的作用，定义为“中外势力联合绞杀”农民起义。笔者认为，这有点过于意识形态化了。这支洋部队，尽管形式上是一支不同肤色的武装，但他们是清政府的雇佣军，本质上就是一支清军，是隶属于清政府的一支军事力量，实在是谈不上什么“中外势力联合啊、绞杀啊”什么的。

　　这支武装，是领清政府的薪水打仗的。而且，他们的薪水相当的高。

　　不但薪水高，而且有时候还有不期的奖金。例如，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带领常胜军攻打上海松江之前，当时的苏松太道（上海市长）吴煦曾经允诺华尔：攻下松江城之后，你可以在松江城纵兵劫掠，抢到了什么，都是你的。

　　华尔为清政府卖命打仗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洋枪队也好，常胜军也罢，都是为了钱、给清政府卖命打仗的，谈不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对华友好，一群烂仔、雇佣军而已，总之，就是一个字：“钱”。

　　长期担任大清国“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大清国干了几乎一辈子的海关工作，并因为在海关税收工作方面业绩突出，多次受到清政府的嘉奖，是被主流声音承认的大清国“优秀外籍员工”。

　　那么，这个赫德，又是为了什么给中国打工的呢？

　　近代史资料《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收录了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期间，赫德写给他一位英国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的货币，恐怕就要贬值了，我的工资，即将降到只能糊口的水平……中国，不是久留之地……”

　　这是赫德写给他的知心朋友的一封信。赫德在信中，非常坦率地表露了：如果工资降了、无利可图了，那么赫德将会辞掉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工作。

　　赫德为什么为中国工作？答案跃然纸上。

　　“不可告人”的固然有，“对华友好人士”也的确是有，但是，更多的是真金白银，功名利禄，人为钱工作，古今中外，人之常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在晚清时代，清军有一个德籍军事顾问，名叫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此人于甲午战争期间，在“高升号”运兵船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时候，跳水逃生，侥幸讨得一命。

　　汉纳根整天和李鸿章混在一起。汉纳根有清军的军职，隶属李鸿章的麾下。但是，汉纳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藏身份：他同时是德国军火企业“克虏伯军工厂”的驻华代表！（资料出处：《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换句话说，李鸿章既是汉纳根的顶头上司，同时也是汉纳根的大客户（！）。汉纳根为李鸿章出谋划策、编练官兵、购买武器、甚至亲自上前线……这一切看似忠肝义胆的“亲华”举动，背后只不过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至于汉纳根和李鸿章之间的不正当利益又如何分配，恐怕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清政府给予洋雇员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一个洋雇员的薪水，一般都在清政府官员薪水的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以上。举个例子：北洋水师的总查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月薪是 700 两白银，按照最低汇率估算，琅威理的月薪，至少都有人民币七、八万元，甚至以上。

　　李鸿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洋雇员）不远数万里而来， 所图者利耳， 惟饵以重利， 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

　　李鸿章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以下这个意思：

　　“……这些洋鬼子雇员，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为我们打工做事，无非就是为了钱，只有拿出高薪来对待他们，他们才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李鸿章毕竟是个饱经世故的人。哪里有那么多“不可告人”？哪里有那么多“亲华人士”？一个“钱”字而已。没有那么复杂。

　　众所周知，晚清政府在福州，办了一个“福州船政局”，可是，大家知道“福州船政局”的经费开支，最大的一项是什么吗？答案是：“福州船政局”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洋雇员的工资。这些洋雇员，有的是教习，有的是技工，他们的工资，吃了“福州船政局”事业经费的最大一部分。

　　判定洋鬼子是否为钱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尝试一下停付工资，看看洋鬼子雇员是什么反应。

　　史料告诉我们：大清国不支付工资的时候，洋雇员往往就会罢工，闹事。除了前面举出的赫德因为收入减少而打退堂鼓的自白之外，我再举一个例子：

　　闹义和团那一年（1900年），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 停学了。两年之后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以丁韪良（William Martin）为首的外教，要求清政府补发停学两年期间欠发的工资。这批洋雇员说：你清政府与八国联军打仗，不关我事，害我们停课两年。我们要求补发停学两年期间的工资。这事儿闹出的风潮不小。清政府不愿意补发工资，最后闹到了将丁韪良解雇了事。

　　当然，丁韪良这批外教，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外教，恐怕要算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庄士敦的工资是多少钱？依据给溥仪陪读的溥佳透露：庄士敦的月薪是一千元。当时的一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工厂工人的月薪，一般只有五至十二元。大家可以想象了。

　　前面谈的，都是西洋鬼子，那么，东洋鬼子呢？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聘用了一个日本籍的法律顾问，名叫有贺长雄，这个有贺长雄，在中日“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奉袁世凯之命、回日本游说日本政坛元老、给日本内阁施压、迫使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最毒辣的几项要求，可谓业绩卓绝、为中国立下汗马功劳。

　　那么，这个日本人有贺长雄，又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呢？或者又是不是一个“亲华人士”呢？袁世凯，又给了他多少钱工资呢？

　　据史料记载，有贺长雄于1913年3月来到中国任职，年薪是38000 日元，比当时中国的国务总理的年薪还要高，仅次于大总统袁世凯的工资。那么，当时的 38000日元，等于多少钱呢？大约等于当年的 39000 块中国银元。换算成月薪，是每月 3250 块银元，比庄士敦月薪的三倍还要多。

　　有贺长雄在中国政府里干一个月，等于中国工人在工厂里汗流浃背干一辈子。

　　有这样高的收入，洋鬼子能不为中国做事吗？